诠释学视域下对巴蔡·尼玛扎译著的研究

藏传佛教后弘期,西藏本土翻译家接续前弘期的译经事业,且以更大规模译介佛学经典,巴蔡·尼玛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译著不仅是了解这段翻译史的重要线索,也是探究后弘前期般若中观思想在西藏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文章从诠释学的视角,结合各类文献资料,对巴氏所译文本的类别、特点及跋文等作了“翻译考古”式的梳理和考察。研究表明:首先,巴蔡共译42部显密经典,根据所译文本体量显示出其“重中观、倾应成”的翻译旨趣;其次,他对龙树、提婆及月称所著中观经典的翻译会特别采取“译校”“译订”或“订校”两道工序;再者,基于《明句论》修订鲁氏所译《中论》,即知其宗旨所归为应成见,自此拉开了藏传佛教般若中观思想从“自续”转向“应成”的序幕;最后,借由翻译进一步推动了般若中观思想在西藏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演进历程

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如何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并使之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在认识藏传佛教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对其经典思想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阐释。藏传佛教以“缘起自性空”为理论基础，解决了长期争辩的空与有、止与观，或观与行的对立矛盾，使之变成了相辅相成的统一体。从矛盾对立到融合统一经历了问题之提出（8-9世纪）、问题之争辩（11-14世纪）、问题之解决（15世纪以后）三个阶段，这个过程既是藏传佛教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藏传佛教形成发展和中国化的过程。     

佑顺寺关公殿:藏传佛教最早的关公崇拜探源

既有研究认为,关公信仰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始于乾隆时期,并和雍和宫改建有关。文章指出,康熙年间敕建的辽宁省朝阳市佑顺寺,始建时即有关公殿并保存至今,表明关公崇拜正式进入藏传佛教体系不晚于佑顺寺落成的1707年。文章梳理佑顺寺藏传佛教石雕、朝阳市地方志和清末海外汉学家在佑顺寺的研究记录,表明佑顺寺从规划到传承,始终是藏传佛教在东北地区重要的传经和藏经寺庙。朝阳市位于东北、漠南和京畿地区交界,地处清朝统治北方地区的核心位置,北京白塔寺的主持喇嘛卓尔济负责筹建佑顺寺并担任首任主持,在此前后,朝阳也成为藏传佛教经文译为蒙古文的重要地区,后世乾隆等历代清朝皇帝往返盛京(沈阳)途中也都在佑顺寺驻留,这些都反映了佑顺寺在清朝敕建藏传佛教寺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清朝通过佑顺寺等敕建藏传佛教寺庙的布局,在蒙古、东北地区和京畿地区建立起藏传佛教体系的多个节点,正反映了清朝将藏传佛教“国教化”和“王朝化”的思路。而佑顺寺中专门建成的关公殿,体现着清朝借助藏传佛教来管理国家,吸收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点,也反映了藏传佛教的开放和包容。     

坛城：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人类学解读

本文尝试揭示位于川青交界的果洛和色达如何在19世纪成为藏族眼中代表佛教宇宙的坛城。除了呼应当代人类学对“地方”概念的重构，这个发现还能证明这片历史上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牧区曾存在一个从文明边缘成长为中心的想象。费孝通在论及藏彝走廊时有“一子相连，全盘皆活”的期许，挖掘藏区边缘坛城宇宙观的历史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景，与东南亚人类学的比较则可为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表征提供一个人类学解读。     

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对藏传佛教中国化的推进 ——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中心

五世噶玛巴德银协巴(de bzhin gshegs pa，1384-1415)为明代三大法王之首，其晋京之行意义重大。文中，我们以百灵寺《敕建普福寺纪功德碑》为重要证据，结合《红史》《贤者喜宴》和《噶玛噶仓传承大宝传记·无边宝月水晶鬘》等典籍，对五世噶玛巴返藏途中的河西之行进行考述。在确证五世噶玛巴曾于返藏途中取道河西地区的甘州(kan civu)、凉州(lang jus)广弘佛法、维修寺院的同时，勾勒出五世噶玛巴河西之行的大致路线，并结合历史背景和汉文史籍就其取道河西返藏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取道河西返藏应是五世噶玛巴在综合考虑明朝政府的河西治理政策和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五世噶玛巴的晋京之行在促进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同时，强化了汉藏佛教关系，推进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进程。     

波兰亚盖隆大学藏万历版《甘珠尔》

波兰亚盖隆大学所藏《甘珠尔》源于德国人尤金·庞德。他于1881-1888年间在北京收集了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运回柏林。二战期间,《甘珠尔》等文物被运到波兰克拉科夫,藏于亚盖隆大学图书馆,至今少人问津。这部《甘珠尔》有108帙,每册均有永乐皇帝所制序言,包括了不同时期的印本。这个版本的《甘珠尔》,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量极少,弥足珍贵,具有极高的宗教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藏传佛教认识主体论

藏传佛教有着较为丰富的认识主体的思想,尽管与其他认识主体论一样,把认识主体视为具有精神与物质两大要素,但是它对主体的定义,对物质、精神两种因素的阐释和对主体的具体构成要素的规定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在探索认识主体是色心的和合体,以及主体产生对象性认识的生理基础等方面凸显了自己的特色.     

乾隆皇帝塑造菩萨王形象:清王朝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侧面

清王朝早在入关前就已确立尊崇藏传佛教，绥服蒙、藏的政策，此政策是其成功立国的根本，也是问鼎中原后成功治理王朝西、北边疆的基础。及至乾隆朝，清王朝疆域不断拓展，更加多元的民族、文化、信仰共存的局面形成。同时，也是蒙、藏从与清朝并立（对立）、联盟、内附，最终成为王朝疆域一部分的重要历史时期。此功绩的集大成者是乾隆皇帝。究其原因，成功的菩萨王形象塑造与合理运用藏传佛教的力量绝不可忽视。因此，乾隆皇帝从佛（修行佛法）、法（佛法弘传）、僧（延请供养藏传佛教高僧）三个层面入手，塑造与完善菩萨王形象，并运用此身份助力清王朝最终实现对蒙藏的统御。     

隋唐敦煌汉传佛教的宗派问题

以"宗派"来解释隋唐佛教的生态,是否符合中国佛教的史实?"宗派"如何定义?隋唐佛教可分几宗?这些问题虽经汤用彤、任继愈、杜继文及日本佛学界众多学者研究,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从敦煌文献来看,众多的中华撰著及汉译典籍证明,隋唐时期敦煌存在"佛教十宗":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法相宗、律宗、禅宗、净土宗、真言宗、三阶教,以及尚待深入研究的藏传汉文佛教。但是,敦煌地区的寺院和僧人究属何宗,依据现有文献,却无从判定。考虑到"宗派"一词在宋以前的文献中最多出现过三次,宗派佛教在隋唐敦煌佛教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是否主流、与佛教信仰是什么关系,都成了敦煌遗书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