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文文献向蒙古族中流传的主要途径

藏族文化的某些成分即藏文文献是通过哪些渠道,进入、渗透到蒙古草原的?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一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以口耳相传、文本流传、文人墨客的介入等三个方式蔓延的。这一过程的延续自始至终贯穿着无数参与者的直接与间接、有形与无形、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传播活动。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92号《分别讲说人的行止》之研究

文章对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992号《分别讲说人的行止》部分进行了转录和翻译,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文献的内涵,认为其中讲述了为人处世及行为取舍方面的是非标准,提出了君臣、主仆、夫妻、父子、朋友之间的行为规范,属于伦理类文献。该文献核心思想是将人的行为,总的分为善恶或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或善的是道德行为,反之则是非道德行为。其中多有中原伦理文化的因素,而且儒佛相融,应是属于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     

9世纪于阗的法灭故事

佛教于俱闪弥国最后灭尽的故事,最初可能编纂于西北印度或其周边地区,今保存在汉语、藏语、于阗语等各种语言的佛经中。其中有三种藏文文献和于阗有关,即《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于阗阿罗汉授记》和P.t.960《于阗教法史》。与早期法灭故事不同,这三种文献所述皆从于阗佛教的衰落开始,其情节有一定相似性,但并不完全相同。从内容分析,《阿罗汉僧伽伐弹那授记》编成于811年前后;《于阗阿罗汉授记》是9世纪50年代于阗人创作的作品;《于阗教法史》则很可能成立于9世纪中后期于阗从吐蕃统治下重新获得独立之后。8、9世纪之际法灭故事在于阗颇为盛行,这和5世纪以降吐谷浑、柔然、丁零、嚈哒、突厥、唐朝、吐蕃等势力先后对于阗的侵扰与控制有关。     

敦煌古藏文医算卷“人神”喇(bla)禁忌研究

敦煌出土的藏文文献涉及医算的写卷Pel.Tib.1044和Pel.Chin.3288中都载有"人神"喇(bla)禁忌的内容。前者只是原则性地提到人神禁忌,后者不仅讲了原则,还罗列了每月30日的人神禁忌。对这两个写本做转录、翻译和必要说明,并与敦煌汉文写卷中的人神禁忌内容做比较,对汉、藏文人神禁忌的异同、藏文人神禁忌学说的可能来源以及藏文写卷的历史年代等问题进行研究很有价值。     

汉语文字学若干术语的英译探讨

该文对汉语文字学中的若干术语的英译形式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 :“甲骨文”、“卜”、“贞”、“石鼓文”等甲骨学、古文字学术语的现有英译形式是不准确的 ;其误译的严重性已极大地妨碍了学术的发展。因此 ,类似的术语应有新的、准确的英译形式。论文提出术语英译的三大设想 :1.不使用拼音翻译术语。 2 .以最新的科研成果为准绳进行意译。 3.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 ,英译后应括注中文。     

论儒的最初职业与身份自觉

章太炎《国故论衡·说儒》指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作为达名,儒在古代中国往往是知识阶层的统称,而且也并不仅限于儒家门生。作为一类物事的种属称谓,儒通常用以指称具有一定德行品格与专门才能的人。作为具体的学派名称,一般则专指攻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经典、以仁义之道为行动意旨与生活理想、敬拜孔子为圣师的儒家。作为一种正规职业的儒,可能开始于殷商。发展至西周时代,儒者已有官方与非官方的分别。春秋之后那些一度专以祝、宗、卜、史为职业的人群进一步分化,一部分经过自觉改造而转化为可以为上层贵族相礼、教书的知识分子,继续为主流社会服务,另一部分则蜕变成牢骚满腹、怨天尤人的粗野乡民,有的堕落为穷困潦倒、不稼不穑、无所事事的游民,有的甚至做起了劫贼的勾当。《荀子·儒效》说:儒者,法先王,隆礼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其位则美俗。这是儒家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使命、功能、作用进行了全面定位,使儒由原先的治丧、相礼或教书上升到经世、济民、治天下的高度,其活动舞台也从普通民居走向了帝王庙堂。而荀子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则是荀子本人于职业、人格上的理想划分,也是对当时儒之流品基本现状的忠实记载与客观描述。     

关于榆林窟第25窟壁画藏文题记释读的两个问题

榆林窟第25窟壁画完成于吐蕃统治河陇时期,该壁画藏文题记中的shangshevi实际是汉文“尚书”的音译,是指总制河陇地区的吐蕃东道节度使。该壁画藏文题记提到的曹姓（dzevu）开窟人在吐蕃统治时期不可能担任僧政一职。     

藏汉翻译:互证互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体现——访周润年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周润年教授,多年从事藏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成果颇丰。文章中,周润年阐释了藏文史籍、藏文法典的价值及其翻译、研究的意义,并指出藏文文献翻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对藏学、翻译学研究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意义。     

试论藏文图书出版的数字化建设

随着数字技术在新闻出版业应用层面的不断拓宽,人们获取信息和阅读信息的习惯正在迅速改变,数字出版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藏学研究工作是我国保护和发展藏族文化的重要方面,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它对于继承和弘扬优秀的藏族文化,对于西藏和四省藏区的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藏学研究成果的展示途径和国家对藏政策的具体体现,藏文图书出版的数字化建设所承载的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