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臧文典籍命名中的色彩及修饰

藏文典籍包罗万象、涉及面广，是构成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藏文典籍命名除内容的广博外，还具其特殊的色彩命名与书名修饰等特点。本文试从书名命名中的四根本显色与藏族生活中的色彩关系，通过书名修饰的分门别类，介绍并分析了书名背后的作者文化心态，以及藏民族重视传统承传、追求真与美的审美情趣。     

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解读吐蕃文献之商榷

黄文焕先生于1984年所出版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中,译解四件残缺不全的河西吐蕃文书,并以之考证了吐蕃史上诸多重大史事。笔者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发现黄文焕完全误解了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并误证了相关史事。本文重新解读,意在说明了解历史语言的重要性。如何正确理解古藏文,是为唐代吐蕃史研究入门的基石。     

14—16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有关吐蕃王统历史的记载,最早见于P.T.1286和P.T.1287号敦煌藏文写卷。后弘期早期成书的一些藏文史籍中屡屡出现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的零散叙述,14世纪中叶成书的《红史》作者广采汉、蒙古等地的文献资料,开创性地将汉、西夏、蒙古、吐蕃等不同区域或族群的王统历史纳入书写范畴,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编纂体例。这一书写传统后被《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诸多藏文史籍继承和发扬,影响深远。14—16世纪藏文史籍中关于各地王统的历史书写,体现出藏族史家对于元代以来汉、藏、蒙古、西夏等各地、各族群的整体性关照,透露出浓厚的多民族史观。这一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元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建立之后,藏族史家在思想观念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区域和民族关系的问题。通过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相关论述,史学家们事实上建构起了一种汉、藏、蒙古等人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使得元朝治下各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一点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启示意义。     

元贞初年元朝经略西藏探析

元代西北诸王海都前后三次自西域斡端(今新疆和田)南下进扰西藏地界,分别是止贡之变、元贞元年(1295)之乱、延祐六年(1319)之乱。藏文史料仅有“止贡之变”的记载,且一些史书将“止贡之变”与元贞元年海都属下亦怜真进扰西藏混淆为一。结合汉藏史料可知,元贞元年之乱与止贡之变是海都不同时间段的两次扰藏行为,并非同一次,止贡之变结束于1290年。前两次领兵进藏平叛诸王是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子铁木儿不花,第三次为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元朝出兵平息西域海都对西藏的进扰,并建立乌思藏纳里速古儿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蒙古军都元帅府,巩固了在西藏地方的统治,使西藏始终处于元朝中央政府统治之下。     

青史的嬗递——有关藏文吐蕃史史料的两个传统

历史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是史学研究的基础。藏族历史叙述模式一直带着强烈的“著书环境”，使得历史文献的考证与分析成为藏族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吐蕃历史研究，就不得不提到吐蕃历史研究这一概念以及记述吐蕃历史的各类文献。针对吐蕃历史的研究，相关史料众多，这些史料因属性的差异、内容的不同和形成背景的区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总结和分析每一阶段呈现出的藏文史书典籍对吐蕃历史叙述的不同态度，可以探究西藏社会发展过程中史书所表现出的文化意义等较为深层的问题。     

试论藏文文献中的中国国家认同的主体性、系统性与历史性

藏文文献中关于中央政府的历史书写所呈现出的中国国家认同具有主体性、系统性与历史性三大特征。藏文文献中的国家认同以权益认同为基础，以政治认同为核心，以领土认同为标志，以制度认同为保障，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呈现出由自在的国家认同向自觉的国家认同发展的历史趋势。以藏文文献中的国家认同为基础，形成文化强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大般涅槃经》定名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与王尧先生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中对《大般涅槃经》的定名有所出入，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所涉及的P. T. 0543、P. T. 0548以及P. T. 4261诸敦煌残卷进行内容上的重新考证并定名，可为后续相关佛经专题研究提供准确的资料。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藏文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数字出版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藏文数字出版工作应时而上,积极融入我国数字出版规划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章从藏文出版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性、藏文数字出版的发展机制构建、藏文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策略几个方面,阐述藏文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路径及策略等,认为藏文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优秀藏族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继承弘扬,有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有利于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