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探根生态伦理文明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从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探寻生态伦理文明的起源,挖掘古代生态伦理文明思想,可以为更好的开展生态道德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根源性支撑.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图腾崇拜与远古神话中蕴藏着丰富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生态伦理智慧,是人类生态伦理思想的起源之所在.     

广州珠村“拜猫”习俗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广州市的一个“城中村”珠村“拜猫”习俗的调查与分析,可以认为:“拜猫”实际是一种替代的虎崇拜,并兼有拜财神、祭白虎、“拜小人”等多种动机的综合俗信;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拜猫”习俗依然透露出村庄族群的精神传承,在不断被城市文化改变的同时,也显示了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影响。     

黑龙江下游诸民族中的孪生子祭祀与熊祭

熊与人相似之处很多,熊生育双胞胎的概率非常高,因而人们便将孪生子与熊联系起来.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孪生子祭祀实质上是熊祭的变体.     

胡家草场汉简律典与汉文帝刑制改革

汉文帝时期的刑制改革,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在《史记》《汉书》等传统史籍中,相关记述并不明晰。新近出版的《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一书,刊载胡家草场12号墓出土的近百枚法律简,为探讨文帝时的刑制改革提供了珍贵资料。通过将胡家草场汉律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睡虎地汉律进行比较、分析可见：秦至汉初使用的黥刑在文帝时已不复存在。先前判处“黥为城旦舂”的场合,在胡家草场汉律中,有的改作“髡为城旦舂”,有的改判死刑。这一变化应是文帝十三年（前167）刑制改革的结果。先前“完为城旦舂”这一刑罚则在改革后维持不变,有助于对《汉书·刑法志》“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这一记载的理解。夷三族刑于文帝二年（前178）废除,在文帝后元元年（前163）重新启用,但适用范围收缩,对谋反的认定也更为审慎。将胡家草场汉律与《二年律令》比较还可看到,公卒、庶人等身份概念消失,地位曾介于民众与徒隶之间的司寇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徒隶,显示文帝刑制改革还伴随着身份制度方面的重要变化。根据避文帝刘恒名讳、夷三族律有无、祭祀上帝以及景帝即位时为文帝庙制作的《昭德》之舞尚未出现等情形,可以把胡家草场律典的修订年代大致确...     

巫术、转喻与分类：弗雷泽图腾理论辨析及其思维研究价值

通过梳理弗雷泽对图腾制研究的思考与理论变化过程，重现他以图腾制为出发点通向巫术与思维研究的学术进路，旨在阐明，接触律在阿兰达人图腾类型中的应用，使弗雷泽的图腾理论成为转喻研究，与列维-施特劳斯的隐喻研究共同构成了基于图腾制的思维研究的两大核心。弗雷泽是由转喻推导出了隐喻的部分，列维-施特劳斯则试图以隐喻为基础推导出转喻的部分，在他看来，人与图腾之间的关系是伪装的，非要藉由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两种既有分类系统之间的隐喻关系为前提，是人类群体的相互性及婚姻交换的实在性，经历了命名程序中部分与整体的替换，也就是说，交换女人之群体间的区别性特征被替换为人群与自然物种之间的诸多类聚关系，才重现为图腾制表面看起来呈现出的人与图腾之邻近关系。而对于弗雷泽而言，列维-施特劳斯描述的人类群体与自然分类系统之间的整体性隐喻关系，是要基于图腾制的转喻才得以发生的。我们目前只能够把转喻和隐喻都看作是最基本的思维结构之必然组成部分。     

古乐的演奏与古礼的演习--礼乐关系的历史渊源

礼的形态原型来源于乐.上古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事神人之事",既是古乐的演奏也是古礼的演习."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谐配,神人以和.礼、乐关系实处于一种自发的原初形态.礼乐文化是这种天地相通,神人相和启示下的人文觉醒.     

锻造新一代猛虎雄师——济南军区铁军猛虎师全力铸造“猛虎文化”品牌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具有光荣文化传统、用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队伍,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培育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等光耀千秋的革命精神,生动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精神风貌。人民军队历来重视军营文化建设,一部军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军营文化建设和发展史。军营文化是部队的灵魂,是推动部队健康发展的不竭动力;健康向上的军营文化,是军人精神的火炬,军队奋进的号角。军营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培育军人核心价值观,孕育战斗精神、激励军心士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军营文化建设,是提高部队战斗力、更好地履行历史使命的时代要求,对于人民军队筑牢军魂、永葆本色,始终做到听党指挥,＂打得赢、不变质＂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刊特开辟＂军营文化＂栏目,旨在展示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如何探索创新新时期军营文化的活力与＂突破＂之道,发挥军营文化建设在部队全面建设中的推进作用。     

浅谈上帝之眼——曼达拉的设计与制作

曼达拉,又名"上帝之眼",以吉祥图腾和祥瑞之兆存在于印第安文化当中。研究曼达拉的起源、发展、寓意,介绍曼达拉的设计与制作,并展望曼达拉工艺在我国未来的发展。     

青铜饕餮及其羊图腾符号的历史扭曲

华夏古代青铜饕餮突现的羊首礼器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羊图腾崇拜，而且具有宗教观念与政治意识的“纪念碑性”的意义。然而，这种“纪念碑性”的“礼器之道”，却在“纪念碑”之“物”的历史化过程中遮蔽了“羊鼎”宏大的历史叙事意义，甚至将具有“狞厉之美”的羊纹饕餮误识为面目狰狞、贪婪恐怖的化身。商武丁时期，青铜“以文为贵”向“以素为贵”转变后，世俗化宴乐攻战图逐渐取代了饕餮纹的地位，羊图腾纹饰便从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消失。特别是汉代表征皇族的龙图腾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之后，“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几乎很难在中国文化及其艺术演变中寻觅到其神秘的踪迹。     

回鹘文佛经的口头程式特征——以《金光明经·舍身饲虎品》为例

原本口头性很强的佛经文献传入中原后,慢慢变得“文雅”,经中原传入回鹘社会,这些书面性很强的佛经文献在回鹘口头传统的消融力下又向自然、质朴的口头程式特征回归.文章通过回鹘文本与汉文底本的《金光明经·舍身饲虎品》的口头程式特征进行对比,来探讨汉地佛教传入回鹘社会后的变化,展示古代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