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生存制度的图腾外婚——兼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图腾外婚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曾普遍存在图腾外婚。图腾外婚是原始人为了生存目的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动模式、活动规则与生活习惯,是氏族社会集体表象的重要表现。从本质来说,图腾外婚是原始社会的生存制度或生存设置。     

从“精神图腾”的演变看中华民族心路历程

精神图腾是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表达,是理性自我建构起来的。中国精神图腾的演变过程:一是传统社会精神图腾,从动物图腾到植物图腾,植物图腾与中国的"心文化"息息相关;二是近代的狮图腾和龙图腾的建构;三是新时期的精神图腾,表现为虚置的龙和庸俗的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精神图腾的建构仍有意义;要继续推进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化,以引领大众文化;中华文化自信心仍需加强。     

“神显”薏苡的象征解读——薏苡非夏族图腾论

中国古代文献载有禹母修己吞食薏苡而怀孕的传说。＂薏苡＂作为植物再生的仪式和象征,它只是这一传说中的神显植物,在神话思维中有其一定的象征意义。把薏苡视为夏族的图腾是值得商榷的。     

秦简文字琐记(三则)

龙岗秦简和睡虎地秦简中有些问题还有讨论的余地。龙岗秦简第264简中的"贩假"应当解释为"买卖";第151简中的"田""诈伪"应理解为"欺压和欺诈"两种手段;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第38-39简中的"利"当训作"饶","本"当如整理者所说,理解为"农作物"。     

彭嘉衡：美国“飞虎队”里的“中国虎”

“冒名顶替”投笔从戎 彭嘉衡原本并不叫彭嘉衡,而是彭淮清。父亲下南洋谋生,随后他出生在印度尼西亚,少年时回国读书。1938年8月,彭淮清跟随高年级的同学,准备投奔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到了广州,他们遭遇日本飞机天天轰炸,铁路被炸毁,难以成行。     

江南对虎神的崇拜来源——兼探虎方之地望

崇拜老虎的传统源自古代游猎族群的精神文化中。华南拜虎传统的分布范围从武陵到罗霄,或许亦到达武夷山脉;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对野猪和虎的崇拜曾互相结合,后来虎作为崇拜对象普遍取代了对野猪的崇拜。山岭拜虎族群影响了所谓“后石家河”文化的形成,殷周时期在长江中游之江南地区以湖南、江西为主要分布范围,存在着一个拜虎的古国网络体系,其在商周甲骨金文中被称为“虎方”。     

论瓦当书法艺术与中国图腾崇拜意识的演变

立足于图腾崇拜这一原始文化现象,以瓦当书法艺术的嬗变为例,探寻图腾意识在封建社会的传承与演变,以期对中国文化遗产所蕴含着的符合民族精神,具有永恒艺术生命力的精华加以深度的挖掘与借鉴,探寻包括图腾在内的原始艺术贴近内心的强烈震撼力,寻求充实当下文化产业领域内艺术创造活动的有效途径。     

秦汉律与唐律“谋杀”比较研究

秦汉律中,关于谋杀定罪量刑的记载多附属于贼杀、盗杀等罪名,根据目前所见文献,秦汉律中的谋杀均为共同犯罪,具体犯罪行为包括未杀与已杀两个阶段.唐律中,谋杀是独立且内部结构非常庞杂的罪名,既可以是共同犯罪又可以是单独犯罪,但由共同犯罪构成的谋杀是唐律中谋杀的典型形态,唐律中的谋杀包括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个阶段.中国古代的谋杀是贼杀、盗杀等法律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而派生的产物,秦、汉时期是谋杀这一概念产生、发展的关键时期.通过现有材料,唐律中的谋杀在含义、定罪量刑、犯罪形态、行为阶段等方面较之秦汉律有进一步的发展,但从中仍能明显地看到沿袭秦汉律的痕迹.     

对曾根俊虎西湖之行的考察——以《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和《清国漫游志》为中心

1874年曾根俊虎西湖之行有两种记录:《别录江苏浙江两省纪行》和《清国漫游志》,前者成于1874年,后者完成编纂于1883年.这两个时间前后,是日本和中日关系发展史上的“转型”时期.当时日本复杂的社会现实、思想潮流以及中日关系等各种历史状况,都不同程度地投射到这两部著作中.尤其是《清国漫游志》,不仅展现了曾根俊虎强烈的人生追求和长期坚持的兴亚理想,并可藉此探讨曾根俊虎思想认识、情感世界的变迁和多舛的人生际遇,以及这些与当时社会各种状况的联系.     

太阳鸟图像并非图腾标志

太阳鸟图像一般被释为联合图腾,但此说法与当时的史实和相关出土文物有所偏差。在太阳 鸟图像大量出现的时期,各部落普遍存在日崇拜和鸟崇拜,日鸟已不具有图腾应具有的部落标志意义。且崇 鸟与崇日现象在同一部落杂糅出现,因此日鸟合并不一定来源于族外,而可能源于部落内部的演变。加上太 阳鸟图像与月亮蟾蜍图像时常相继出土,四个“图腾”同时出现更加难以用图腾联合释之。另外,图腾崇拜不 等于动物崇拜,不能将“太阳鸟”的思想根源归于图腾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与动物崇拜的产物。“太阳鸟”的基 本涵义是太阳,在此基础上衍化出太阳崇拜、祈求升天成仙、子孙繁昌及阴阳和谐等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