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神与娱人的融合——从楚国“虎座立鸟架鼓”窥探先秦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

虎座立鸟架鼓是楚国工匠依据当时的工艺技巧、审美意识而创作的一种击打乐器,是礼乐制度从规范化到世俗化演化过程中的产物。以虎座立鸟架鼓为观照对象,可窥探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规范化、多元化、世俗化的演变历程。虎座立鸟架鼓从庄重到新奇的器型演变,从“夏黑殷白”到“尚朱尚赤”的色彩演变,从“娱神”到“娱人”的功能演变,证明了先秦时期礼乐制度的世俗化转向。东周时期音乐文化由“朝”向“野”、由“神”向“人”演变的进程,促进了不同阶层乐享方式的交融,也促进了乐器类型的多元发展与创新。     

说"殹"——以《睡虎地秦墓竹简· 秦律十八种》为例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秦律十八种》出现频次较高的"殹",在秦简中多释作"也".本文论及"殹为也之证"的同时,追本溯源,探讨殹的本义.     

虎联拾趣

在我国浩瀚的联海中,有不少嵌有＂虎＂字的佳联妙对。古时,有朋友两人去看戏。到场时,甲的座位被乙占去,甲脱口念出上联：＂鹊巢鸠占。＂乙也不甘示弱,随即吟出：＂虎踞龙盘。＂上下联语出自然两人不禁相视一笑,各就各位。明代,     

论盛唐诗人的时间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时间忧患”成为中国诗歌中一个独特的主题。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文人,处在开明盛世之下,有着强烈的入世思想。当理想不得实现时,就会发出人生短暂的哀叹。通过分析孟浩然、王维、李白等盛唐诗人的作品,并与魏晋诗人的忧患意识作对比,发现,盛唐诗人的这种忧患意识是时代风貌的产物,具有更多的理性思考和进取精神。     

在欧洲发起"拯救中国虎"的北京姑娘

初识全莉,也许你无从知道她从哪里来,不知道她毕业于北大、拿了沃顿商学院的ＭＢＡ文凭,更无法想象她辞去ＧＵＣＣＩ的职位后专心搞起了“拯救中国虎”的慈善组织;但是听着她话语中的腔调和时时夹杂着的外文,看着她虽然素面朝天但却神采飞扬的面容,瞥一眼她那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肩膀,你会觉得她的故事中所有的“不可思议”都成为了“可能”。 一个春天的午后,我敲开了全莉在北京的家门。门铃叮咚之后,面前闪现的是她生机勃勃、笑容灿烂的脸。 “你是全莉？太好了！”我不知道“太好了”三个字怎么会脱口而出;但是,她的笑脸掩映在下…     

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之状——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

甲骨文中有“巴”字，其形是“妇女怀孕”之状。谷斌、刘雁二同志不同意此说，认为“巴”字与“巴蛇”有关，“巴”之本义为蛇。“巴”字字形与“蛇”形不类，字义上没有共通之处。《说文解字》对“巴”字的解释有误。殷周时代的“巴人”分三部分，即丹阳巴人、巴子国和夷城巴人。丹阳巴人是甲骨文中的“巴方”。“商榷”一文所论的是“夷城巴人”，而“夷城巴人”不是甲骨文中的“巴方”，而是殷末周初的“虎方”。他们崇拜“虎”，而不是“蛇”。故“商榷”一文所论没有中的。     

论墨子的和谐思想

<正>一、人与人的和谐思想1."兼相爱、交相利"的复合价值观,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墨子深刻认识到混沌社会状况造成了人们畸形心理,长期的战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私自利、反目成仇。墨子认为:"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意思是说,一切祸乱都源自人与人之间的不相爱,"不相爱"归根结底是一种单纯的"利己观",为解     

浅谈粤剧“虎度门”

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例,很好地说明了在粤剧表演艺术中,＂虎度门＂对表演的重要。在虎度门以回,你可以是你自己,跨出了虎度门一步,你就不能是自己了。演员不论遇到何种情况,只要站到舞台上,便要忘记自己,全情投入到角色表演中去,这样,才能很好地塑造好人物形象,感染观众,获得观众的认同。     

韩国汉文讽刺小说中的“虎”形象探析

“虎”这一意象，无论其作为善的代表，还是沦为恶的象征，在韩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中的地位都举足轻重。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它又与古朝鲜和中国古代的地理位置以及民众的图腾意识不无关系。     

唐代人虎关系小说新论

唐代小说中人虎关系作品在与魏晋南北朝同类题材的比较中,显示出突破性与开拓性意义,蕴涵着特有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从形象塑造层面看,虎女形象既有女人的共性特征,又有异于人间女子的个性表现,达到了人性与物性、共性与个性辩证统一的艺术境界。从题材新变层面看,其创新表现在:开拓了雄虎化男而与人间女子婚恋的题材领域,转变了文化心态及评价倾向,提升了形象塑造与情节建构的艺术层次,赋予虎皮以独特的象征意蕴。从审美层面观照之,唐人能够化恶为善,化丑为美,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审美视域,更新了前人同类题材的审美价值取向,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