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安·波特《假日》中的隐性叙事进程

凯瑟琳·安·波特的短篇小说《假日》显示了穆勒家族女性是父权社会牺牲品的悲观论断，即使像穆勒老妈这样辈分较高的女性也只是丈夫身后一块黑色背景。细读文本发现，小说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即在显性情节发展背后存在贯穿全文的隐性叙事进程。在显性情节里，穆勒太太作为父权制度的维护者，时刻谨记女性身份；在隐性进程里，叙述者将穆勒老妈在某种意义上男性化，暗示穆勒老妈才是家庭的主宰。叙述者的双重叙事过程相互颠覆、相互补充，不仅增强了文学审美，也丰富了小说主题。     

元宇宙人机融合形态与交互模型分析

在元宇宙中，自然人、虚拟数字人、高仿人机器人构成“三人行”交互格局，其人机交互模式在主体类别上有类内交互、类间交互，在参与交互主体的数量上有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交互。人机融合给人带来三种身份形态，即自然“真身”、虚拟“化身”、机器“假身”。“三身合一”能够拓展人的行为时空，提升行动效能。人机多维交互重构了人际连接方式，在人际沟通的多个意义层面上实现了生产与再创造。     

面向存在的有情书写——弋舟小说论

在新世纪以降的城市文学相对缺乏城市精魂的大背景下，弋舟以城市的“生活感”和城中人的“生命感”为内核，自觉重构了一种全新的城市整体经验。弋舟以小说创作回应了当下中国城市在发展转型时期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审视了城中个体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勘探了时代的精神状况。弋舟在小说中以有情的姿态消解冲突，解析生命，抚慰灵魂的叙事伦理，对于拓宽当下城市文学叙事的精神边界有着重要意义。     

叙事认同与自由意志——道德增强的神经科学伦理问题研究

诉诸先进神经科学的道德增强技术可以直接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但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自由意志、自主性、同一性等伦理问题的思考。面对道德增强技术是否干预了人的自由意志这一问题，超人类主义和生物保守主义展开了争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人是否在道德增强前后保持了身份与自我的连续性，即论证道德增强会不会影响人的自由意志。通过对叙事认同理论的解释与分析表明，适当的知情同意程序可以使道德主体积极地融入叙事身份的被动变化中，从而维护人的自由意志。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新世纪乡村文学中关于苦难的多元叙写

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语境、文化语境,新世纪乡村叙事写作者对于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乡村世界有了新的体验与感悟,他们试图通过对地理空间表征的＂乡村＂进行多元化的展示,折射出自我的现代性焦虑。而这一乡村表征的特点表达首先就体现在对乡村苦难的多元叙写上。     

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国语》文学性研究

作为先秦语体史书的典范,《国语》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新时期三十年来,《国语》文学性研究在平静的态势中正在日趋深入。其叙事艺术的研究由对某些篇章的肯定到对整体叙事本质的确认,人物塑造艺术的研究从塑造方式、形象内涵到原型意义的逐步深化,语言艺术的研究也渐趋深入,这些都昭示着《国语》文学性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     

从“他者”到乌托邦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从最初的为都市生产的“他者”，转变成为具有审美乌托邦意义的文化图式，是在迁移语境下，来自边缘文化的闯入者与主流文化霸权之间不断“嬉戏”的产物，是其妥协性叙事策略与颠覆性叙事策略之间的某种平衡。在自晚清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虚构乌托邦乃是常见的叙事模式，而《边城》作为其中不可多得的审美乌托邦，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     

堪舆与宋前志怪小说

堪舆作为一种传统方术文化,以"生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生克为理论基础,杂以八卦、天干、地支等来选择藏风聚气的理想宅地,并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受到了宋前志怪小说作家的重视.作家把它介入志怪小说,使堪舆所积淀的伦理道德观念、趋吉避凶社会心理、"官本位"政治意识以及对山川名胜的堪舆解读融入到生动有趣的故事之中;在叙事上,则使之起到了连缀故事、推进情节、表现人物、渲染气氛、展开细节等多种作用,增添了志怪小说神秘诡异的审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