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碑志文史料价值辨正

陆游是南宋著名爱国诗人,其卓越的史才也为时人所重视.陆游撰写了不少碑志文,他对碑志的认识是站在史学高度的,历代史志对陆游碑志持接纳态度;陆游创作的碑志文中亦有隐讳和虚褒之处,前者可从史料中得以证明,后者囿于碑志实用性,往往难免.但是陆游碑志创作体现了一定创作技巧和家学渊源,并非一般的谀墓之文可比.     

性灵说的缘起与发生

性灵说曾主文学发展的创作路向。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很多文学家以此为创作进路。在萌芽阶段,性灵说始于老庄虚静说,经阮籍、嵇康自由审美说的嬗变,由南北朝文学家开创了性灵文学的创作先河,至明清,由于提倡性灵说的文学家的努力,性灵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流派。一路走来,性灵说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自南北朝以降,刘勰、钟嵘、谢灵运等人主张性灵说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其表现是强调性灵与性情的统一,提倡性灵与佛教心性论相融合,性灵文学带有浓厚的佛学色彩。这对后来李贽与汤显祖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以及清代袁枚的性灵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企业的“脱实向虚”具有同群效应吗?

探究了上市公司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潜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行业还是地区角度来看，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是行业层面金融化同群效应的潜在机制，且该行业与金融行业之间较高的收益率差距会加剧上述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从地区层面来看，企业金融化的地区同群效应主要源于地区内的信息交流式学习，较低的地区融资约束会加剧信息交流式学习对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影响，而较高的地区金融监管程度则能够缓解上述影响.     

元宇宙：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

元宇宙的兴起有其现实基础，是人类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生存的重要趋势和表现。与其说元宇宙是“数字化虚拟空间”,不如说是“社会现实的数字化扩展空间”,即它使社会现实本就具有的“虚拟性”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并满足了数字化时代人的现实需求。元宇宙在社会结构层面具有“强技术性”“拟空间性”和“拟时间性”特征，在社会行动层面具有“脱嵌性”“孪生性”和“跨阶层性”特征。社会学应立足于社会生活数字化的经验现实，“避虚就实”地理解元宇宙，在个体与社会之联结的意义上把握其特点及影响。     

从符号互动到形象互融：裕固族传统仪式听觉符号传播的视觉化转向

对于仪式传播来讲，听觉符号是一个与视觉符号同等重要的研究议题，作为一种修辞文本，在以口传颂词、仪式歌曲等各类听觉符号为考察对象的仪式研究中，声音本身更易于在仪式现场实现达意传情的效果。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诞生于裕固族传统仪式母体环境的听觉符号联袂生成了声源多端、内容多样、听者多元、环境多方的声景形象，对其完整呈现则需要借助视听联动的传播方式，只有实现了传统仪式听觉元素的视觉传播转向，才能准确传达出听觉符号所拥有的空间意义和内涵所指。因此，在具体的修辞实践中，应在综合调用人体多重感官作用的基础上，借用视觉画面完成对听觉符号的修饰，由此来收听并观察听觉符号有别于其他对象的特殊意义。     

民国初年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构想——兼与梁启超、孙中山作比较

民国初年，康有为针对时局变动提出了自己的政体构想，先是有“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继而有总统制的宪法设计。二者形异质同，但均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则或价值理念，即对权威的崇拜和对重建权威的诉求。近代中国重视权威并非只有康氏一人，梁启超、孙中山对权威也较为看重，但在建立什么样的权威体制以及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上则各有不同。康有重建权威体制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