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方言翻译规范研究——以《蛙》为例

本文以莫言《蛙》中的山东方言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葛浩文译本中方言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描述译者遵循的起始翻译规范,解释译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葛浩文比较注重方言的可接受性,这主要是受译者自身翻译诗学、主流的翻译规范和目标读者的定位等方面的影响。     

从左江花山岩画文化看中国文化统一性

考察中国文化统一性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在地表现形式,是“在地理解”中国文化统一性的重要途径。历史人类学研究表明,左江花山岩画的内容与东南沿海古代越人、西南濮人和左江区域原住民都有文化渊源,反映了春秋以来南部边疆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区域文化统一性形成的历史图景。作为左江花山岩画文化主题的蛙图腾崇拜,吸收了仰韶文化蛙图腾崇拜元素而形成且独具地域特色;在民族分分合合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骆越及其后裔的蛙图腾崇拜也以不同的形式和载体北传,左江花山岩画文化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统一性的重要文化基因之一。“一统多彩”是中国文化统一性的一种在地表现形式,构成了另一种在地理解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理论框架。     

基于形态特征及线粒体12S和16S rRNA基因序列的察隅棘蛙贡山种群的系统地位

察隅棘蛙贡山种群的分类地位一直存在争议.本文用线粒体12S,16S rRNA部分基因序列对察隅棘蛙(Paa chayuensis)地模标本以及贡山种群共5号棘蛙标本进行的分子系统发育分析表明,它们间平均遗传距离仅为0.002,而且镶嵌相聚,应为同一个物种,即察隅棘蛙.检视察隅棘蛙32号地模标本及贡山种群8号标本的外部形态以及29项量度性状,发现他们彼此在形态上差异较大,建议可分为2个不同亚种.     

黎锦蛙纹的生殖崇拜研究

黎锦是黎族人民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黎锦纹样是记录黎族社会历史的重要符号语言,它丰富多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蛙纹纹样。蛙纹纹样是黎族早期社会蛙崇拜习俗的图腾表现形式,它一方面体现出青蛙强大的生殖力,另一方面也具有非常明显的仪式化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生殖崇拜。     

蛙图腾崇拜与壮族审美意识

蛙图腾崇拜在壮族传统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培育和形成了壮民族的审美观念;体现了壮民族以仗义助人、勤劳勇敢、聪明机智为美的人格审美取向。从审美心理的角度看,它以刚柔兼济的美感形态,形成了壮民族外向、热烈而又和谐、深沉的审美心理结构。     

平淡背后的残酷——《蛙》的暴力建构及人文关怀

《蛙》延续了莫言小说对暴力的关注。不同于以往小说对直观暴力特征的肆意渲染,《蛙》的暴力因素隐藏在平淡的叙述和琐碎的生活事件之下,高密东北乡民众在时代风云的拨弄下承受着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双重摧残。莫言对暴力毁灭性本质的厌恶使《蛙》在暴力处理上融入了柔和的人类情感,弱化了“显微镜”式暴力描述的视觉冲击力,赋予了暴力温和的特征,彰显出作家对复杂人性的洞悉及内心深切的生命关怀意识。     

莫言《蛙》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互文性研究

加西亚·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他为世界文学和20世纪后期中国文学觉醒做出了独特贡献,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莫言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蛙》是他历经四载潜心而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将人性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下的转变深刻地挖掘出来.两位作家的作品虽然存在诸多不同,但有不少相似之处.两部作品的互文性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阐述: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以地域性特征为基础的写作手法、以个人-民族式表现生活的层次手法、生殖崇拜、尊重女性、悲剧色彩和"时代-文化转型".     

死之“思”——《蛙》与《时时刻刻》的比较阐释

文学中,死亡母题是人类在现实中意识到人必有一死之后建构的死亡诗学。20世纪以来,随着死亡的艺术化处理和哲学思考进一步发展,中西文化中的死亡表达方式呈现“和而不同”的态势。莫言的《蛙》和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便是一例。莫言把生死之际“此在”的可能性以“延生”的生育方式提供“向死而在”的“在”的可能性,坎宁安则通过三个历时共“在”的“向死”个体,表达个体濒死的能动性、选择性和责任感。虽然两个文本中主人公的畏死和濒死的体验不同,却在“延生”和“向死”的文学话语上表达了异质同构的“死”之思。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永远处于“尚未抵达”的恒久状态,面对生命的绝对紧迫性,敞现向死而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根本现实,是人类无法逃遁的难题中最为反思性的主题。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莫言长篇小说《蛙》中的中国形象解读

中国形象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剖析。单就其诗学意义而言,从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干部形象等层面梳理《蛙》中的中国形象,可以更好地理解莫言这一中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