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商会“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路径研究——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

地缘商会因其乡情文化符号、民企聚合体、自治等特点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并双向嵌入在所在地与乡籍地社会环境中发展。基于对广东省湖北商会的个案分析,发现服务会员、抱团互助从而填补市场与政府对民企造成的夹缝是其“嵌入式”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分析在两地空间结构限定下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经济发展的特殊需求以及政治生态与政策设计限定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主要包括：短暂发展史中面对问题及时调整与迅速规模化;从依赖乡土精神聚合到强调制度化、品牌化建设的组织文化发展之路;专业主义指导下全方位服务路径;基于政治符号、示范标杆和招商桥梁打造而构成的政商多中心网络合作治理之道。     

宋元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的灵湫信仰

宋元明清时期秦州地区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生产条件落后,民众基本靠天吃饭,庄稼的丰歉与雨水的多寡有着直接关系。在旱灾频繁发生、官方推动以及灵验故事的传播等因素影响下,当时秦州地区的灵湫信仰盛行并成为最具特色的水神信仰,灵湫信仰呈现出功利性强、信众广泛、蕴含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思想等特点。     

“调转促”行动下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成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

当下,安徽省正在落实“调转促”行动计划,是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升级传统农业的重要战略机遇。首先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基本理论,然后重点分析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的形成路径以及动因,并提出了营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孕育环境,扶持当地龙头企业,调整市场环境,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等措施。     

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逻辑与培育路径探讨

发展现代农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大量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遵循一定的逻辑,农业具有吸引力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逻辑前提,教育和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关键,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新型职业农民生成的重要保障.基于新型职业农民的生成逻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提高农业的吸引力,丰富培育体系,完善保障机制.     

兰州市洒水治污政策变迁路径与动力研究——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

以兰州市洒水车治污政策为研究案例,应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Crisp-set QCA）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环保政策的变迁问题。分析发现,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公众舆论压力、媒介压力、专家压力以及领导变更等五类8个解释变量可以作为案例政策变迁的驱动因素,其中,中央媒介压力是政策变迁的必要条件。按照不同的驱动因素组合,兰州洒水治污政策变迁有4种演进路径,其中,最短路径是“中央媒介压力且网络媒介压力”与“领导批示且中央媒介压力”。此外,在本政策案例中,领导批示不但没有促成政策变迁,甚至不构成变迁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地方领导留言板”,还是“门户网站留言板”均非政策变迁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因此未能彰显公民参与在政策问题建构中的权力扩大,公众并没有实质拥有建构权,也未能成为建构主体,仅依赖互动平台的构建是无法打破原有的政策问题建构秩序的,因而也不能促使政策变迁彰显民意。     

社会自主性的三种提升路径

社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维,社会自主性对市场侵蚀的抵抗和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形成均衡性的治理结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维度、关系范畴的相对维度和治理现代化的功能维度构成理解社会自主性的3种视角。中国经由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国家本位主义传统,改革开放打破了国家-社会的同构状态并塑造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中国社会缺乏自治机制的文化土壤和理念基础,社会自主性的提升需要国家以主动塑造方式,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和培育路径进行治理推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军民融合发展的演进与展望

军民融合发展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立足世情国情军情,坚持发展与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对军民融合发展进行了不懈探索,认识逐步深化、内涵不断丰富、实践不断拓展,确立了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并在新时代走向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本文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形成、发展和深入实践,以期为加快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推动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提供参考和借鉴。     

采煤沉陷区失地农民再就业路径探究 ——以安徽省"两淮"地区为例

"两淮"沉陷区失地农民搬迁安置后再就业状况普遍不佳,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长期处于非自愿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小部分失地农民主动放弃就业,已完成再就业的失地农民就业质量普遍不高且不稳定.造成"两淮"沉陷区失地农民再就业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法理上治理主体的缺失,政府安置政策的不完善,失地农民缺乏正确的再就业观念、技能和社会支持网络.沉陷区失地农民的再就业不仅影响着其个人的生活、社会的正义,更关系着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构建.因此,解决沉陷区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不仅需要个人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企业、社区等多元主体的共同支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防止的几种倾向

乡村振兴战略是要服务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是要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稳定的农村基础。 在不同阶段,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是不同的,尤其是 2035 年之前和2035—2050 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是差异极大的。 2035—2050 年的目标是全面乡村振兴,2035 年之前则是为乡村全面振兴打基础的阶段。 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就没有全面振兴乡村的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分阶段实施。 当前学界、政策部门、地方实践部门在解读乡村振兴战略时普遍误解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阶段性特征,有急于求成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