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治党主体思维方式的四种转变

治理主体的治党思维方式中,非系统性思维、伦理思维、局部思维、人治思维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对制度治党造成了相应的影响.推进制度治党须运用科学思维,坚持系统性思维,树立效用思维,转变治理主体的四种思维方式.     

从精准扶贫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紧迫性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经过数十年发展,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在保障基本需求、缩小收入差距、降低社会风险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反贫困作用。虽然社会制度覆盖广度不断提升,但保障标准不高,城乡间、区域间差距明显,政策碎片化、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等问题不同程度制约着农村社保制度反贫困作用的实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急需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多领域主体的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亟需建立;另一方面,做好社保各项政策与精准扶贫间的政策衔接也十分必要。具体来讲,应把实现多支柱农村养老保障,建立防治结合的农村医疗保障,引入积极的工作福利制度,建立一体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政策调整方向,以探求一条更好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的新路径,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顺利实现。     

中国现代美术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日本因素

在中国美术走向现代的进程中,邻国日本是极为重要的参照。但是,在涉及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讨论中,相较于西方因素,日本因素常常被忽略。中国美术的现代化,是由美术教育制度的确立、美术专门人才的培养、美术展览会的举办以及国民美术意识的觉醒等诸多侧面共同支撑起来的,而这一过程中的每一部分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复杂的关联。     

从制度的作用推不出历史决定论吗?——回应鲁鹏教授的《制度与历史决定论》

我的专著《制度的威力》对社会历史给出了"制度决定论"的全新解释。鲁鹏教授对其中的基本观点不以为然,认为"从制度的作用推导不出历史决定论"。这个反命题被他用两个步骤的论证支撑:一是证明制度的作用是有范围和条件的;二是证明制度决定论在"两个理解"即对历史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方面,都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可是,在制度决定历史亦即决定人们的活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作用其实并没有"范围"的限制,也不是要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而制度决定论关于"两个理解"的理解,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错误,包括使制度决定论给出的历史规律陷入自败。因此,制度决定论是可以成立的,继而历史决定论也是可以成立的。尽管能够确证历史决定论的"历史规律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但并不意味着找不到,而且应该是已经被制度决定论找到了。     

制度实施能力的提升

制度实施能力主要指依法办事的能力,其与法律专业能力密切关联,是法治能力的重要部分。目前,治理主体普遍不重视逻辑思维和法学基本原理(法律方法)的运用,导致整个社会依法办事能力的欠缺,主要表现为时而机械执法、司法,时而滥用自由裁量、解释权以及选择性执法等等。这种相互矛盾的思维,仅仅使用了法律的定义(概念),而没有做到尽法达义、穷法达理、持法达变,威胁了法律的稳定性、可预测性,显示出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为此,就需要提升法律推理论证的逻辑能力、法律理解解释的运用能力以及准确表达法律的修辞论辩能力。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包括制度实施能力的提升。制度实施能力包含法律知识、逻辑规则以及法律方法的综合使用。     

抗疫背景下中国制度优势论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打赢这场抗疫防疫阻击战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彰显出党统领全局的硬核领导力,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中心的制度价值理念、集中力量办大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和依法治国等方面的制度优势。     

深刻认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核心思想。这个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如何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重大历史课题。这次全会对国家制度治理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作出决策部署,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制度是带有根本性的、管长远的。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稳则国家稳。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文化建设的价值意蕴

依规治党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党内法规建设的内核是党内法规文化建设,其决定着整个党内法规建设的方向和品质;党内法规建设是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法规文化共同成长的过程。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文化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迫切需要,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内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