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行刑社会化简论

监狱行刑社会化是指在监狱行刑过程中通过放宽罪犯自由、拓展罪犯与社会作出联系而最终促成罪犯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既包括监狱主动拓宽罪犯与社会联系,也包括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监狱行刑过程。应当在中国现实的基础上积极倡导监狱行刑社会化。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司法对策研究

新《食品安全法》于2015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但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实践中仍有许多不足需要完善。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必须完善行刑衔接的相关制度,明确移送的标准与流程;在证据的收集上,根据证据种类的不同,直接采用证据,或是重新收集。在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宜采用过错推定与疫学因果关系相结合的方式加以认定。同时,要充分利用《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五条等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弥补对过失犯处罚的缺失。应发挥《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零八条、第四百一十三条等条款的重要作用,严厉打击食品安全渎职犯罪。对于利用职业便利实施食品安全犯罪的从业人员要加大从业禁止力度。     

行政犯罪的归责程序及其证据转化——兼及行刑衔接的程序设计

以"行政优先"为原则、"刑事先理"为例外进行行刑衔接的机制构建和程序安排,不仅是对行政犯罪本质的坚守和刑事司法使命的科学定位,而且是对行政机关首次裁决权和司法裁决终极性的尊重,更是对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国家权力配置及其分权制衡机制的捍卫。因而行政执法证据不仅有必要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而且必须区别不同的证据类型,依法分别采取直接调取转化、重新收集转化、授权委托转化等不同方式进行。     

社区矫正犯罪控制功能论——以恢复性行刑为视角

社区矫正借助社会力量来控制犯罪,改变了以往国家单一的犯罪控制模式,实现了由一元向多元犯罪控制模式的转变。但囿于我国社区矫正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对社区矫正目标即改造罪犯的单一性认识,导致我国社区矫正犯罪控制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为此,有必要以系统论为指导完善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相关法律,以恢复性行刑为理念吸收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其他社会人员参加社区矫正,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犯罪控制之社会控制与法律控制功能。     

论建立行刑时效制度的正当性及具体构想

行刑时效因符合刑罚的报应与预防的目的和自由、秩序、正义的终极价值而具有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并且蕴含立法和司法层面的价值。因此,在考察和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增设行刑时效制度,顺应了世界刑罚轻缓化的历史潮流。     

我国缓刑制度适用的现实困境与完善举措

缓刑作为刑罚轻缓化与人道主义的产物,在弥补监禁刑的弊端、贯彻刑事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的缓刑制度经过不断发展已趋于完善,但在适用过程中也日益暴露出缓刑适用比例偏低、实质条件的审查过于原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问题。上述问题,应当通过细化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法官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加强缓刑的监管力度、提高缓刑的执行效果等举措予以完善,以求缓刑效果最佳化。     

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满后仍未入矫如何处理

正社区矫正制度自2003年开始在我国进行逐步试点,到2011年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将社区矫正写入我国的刑法典,直至2012年两高两院联合印发《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活动实施中的各项问题,在这十余年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制度得到了逐步的完善,对我国司法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加大,但是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却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诸如,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问题、社区矫正文书送达不及时造成脱     

食品安全领域行刑衔接问题研究

从2001年发展至今,我国行刑衔接机制的主体规范框架已基本建立,当前阶段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低移送率,而应当转变为对效率和公正的更高追求。在食品安全领域,由于一般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模糊、衔接程序不明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刑事司法机关在具体执行中存在较大障碍。为实现食品安全领域衔接机制的高效和公正,加大对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力度,应科学建立具体的食品安全标准,明确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界限,细化两者的衔接程序,加强法律监督权的作用。     

当堂吉诃德遇到机关枪

机关枪曾经改变人类历史。在中国,八国联军仅凭十挺机关枪打进了北京城;在西藏,英军又凭两挺机枪击毙了600~700名藏军。在非洲,如果没有机关枪,欧洲殖民者可能早就淹没在非洲土著可怕的人海战术之中,也就没有之后的瓜分非洲的殖民狂潮了。英国人对自己在非洲的杀戮,讪讪地留下了一个断语:“这不是战争,这是行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