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酷刑的刑法学思辨——兼评功利主义的相关局限

反恐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政界一度默许了对恐怖主义嫌疑人施用"预防性酷刑",并通过提高构成酷刑罪所需的"疼痛结果"将相关行为合法化。当前,绝对禁止酷刑已成国际社会共识;之所以"预防性酷刑"还会引发争论,根源在于功利主义对刑法学的影响。因为按照功利主义衡量标准,"预防性酷刑"可能适用阻却违法性或有责性的紧急避险。然而,这种标准本身带有不合理性,并可能导致侵犯基本伦理原则的后果。所以,刑法学应当为伦理规范保留必要空间,按照"规范"加"法益"的二元标准判定"预防性酷刑"的刑事责任。     

论人的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与共生共在

人与人的关系可以呈现为多种形态。在人类社会的进化中,如果说人们对于选择进化方向具有能动性,或者说,我们如果能够在多种人际关系形态中做出选择的话,也就表现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回顾历史、认识现实中把握未来的社会发展走向。在20世纪后期,关于人的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主张显性化为一种社会追求和理论思潮,而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则提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理念。如果对"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和"共生共在"三个概念进行历史性定位的话,就会发现,它们代表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建构逻辑。人的互惠互利和相互依存反映了工业社会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建构逻辑,都是从原子化的个人出发而提出的主张。人的共生共在代表的则是一种社会整体性的观念,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客观形态,意味着人们之间相互包容和相互承认的社会建构逻辑。这正是人的"共生共在"的概念不同于"互惠互利"和"相互依存"这两个概念的地方。     

高举伟大旗帜谱写崭新篇章

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总结了党的十六大以来5年的工作,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指引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行动纲领。学习宣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酋要政治任务。     

基于“过程-互动-行动”的城市贫困问题分析

随着中国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贫困问题越发严重。基于社会学家胡格伟尔特(A.Hoogvelt)的"过程—互动—行动"分析框架,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新特点及成因,指出贫困问题的加重,一是源于对社会群体福利最大化这一社会目标的偏离,民众,特别是弱势民众没有充分享受到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长处,"宏观上欣欣向荣、微观上民不聊生";二是民主制度的缺失致使弱势群体话语权缺失,没有一个可循的制度安排供城市贫民来表达权益;三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政府失灵。对此,文章提出破解城市贫困的制度选择。     

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结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终结

学界关于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为个人主义抑或集体主义的困惑,源于学者一直受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指引而欲图对这两种相反的取向做出取舍。从社会学中有关家庭结构的比较,可以演绎出中国人在社会行动上呈现的复杂结构。这一复杂结构由家长权威、伦理规范、利益分配和血缘关系四个变量之间构成的制衡关系所组成,它使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不宜用任何一种单一的取向来概括。因此,只有打破原有的二元对立范式,才能深入系统地解释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社会及其变迁方向。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一文的基础上所做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仍以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主体行动为支点,在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制度与法律之间搭建桥梁,并通过主体行动实践在这几者要素之间的博弈分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并试图对社会行动理论做更深入的诠释和研究。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     

论合理功利意识的界定

一、合理功利意识与功利主义1.功利主义的基本内容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是英国的边沁和约翰·穆勒。边沁在1768年对牛津大学的访问中首次提出功利原则,即“每个人的行为所遵循的道德规则应该为每一个有关者带来最大的好处或幸福。”后来又在其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绪论》一书中提出“当我们对于一个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看该行为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幸福。”而所谓幸福就是获得利益和快乐,这条功利原则也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或最大福利原则。简单地说,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从人性出发,凡是能减轻痛苦,增加快乐的,在道德上就是善,…     

城市低碳转型的抉择框架与行动路径研究——以两型社会综改区长沙市为例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五位一体"战略高度,转型发展、优化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主线。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是碳排放的主要阵地,城市转型低碳发展已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根本趋势。长沙作为全国首批"节能减排"示范城市和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低碳发展、创建低碳城市已成为其新时期的发展新使命。基于此,笔者在分析长沙低碳城市创建的现实基础上,提出了长沙城市低碳转型的的发展思路,制定了长沙低碳城市创建的战略举措,希望能为长沙市城市低碳转型和加速推进低碳城市创建提供新的思路。     

论道德公正及其维护

道德公正是指个人或组织履行道德时得到他人和社会给予的与其道德上付出相适宜的善意对待和回报,它主要涉及道德活动中给予与回报、付出与补偿之间的对等与平衡问题。与法律公正、分配公正等相比,道德公正有着自己的性质与特点,它主要依据的是道德上"以善报善"的公正原则。近年来,我国社会不时发生一些道德不公现象,包括"做好事反遭陷害""英雄流血又流泪""道德意义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等。道德不公,一方面,会降低人们履行道德的热情,导致道德冷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成为一些人掩盖其不道德行为的幌子,即通过制造道德不公假象来隐瞒自己的不道德行为。维护道德公正,要对道德行为进行精神和物质上的嘉奖;对道德履行中导致的损失进行补偿;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