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下的市县关系调整对策

从省直管县体制的内涵入手,分析中国当前的市、县关系在权力下放、财政资金运用、工作流程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市、县关系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从法律制度、权力分配、行政事务处理、区域联盟四方面着手,逐步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促进市、县矛盾的有效解决。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文本分析及其完善路径

通过梳理分析已出台的各级问责法规,指出我国行政问责制呈现出问责机制日益规范、制度发力不断增强、问责类型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但制度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异体问责缺位、问责对象不全、问责方式模糊以及程序设定不规范等问题,分析提出合理推进问责主体多元化、不断拓宽问责客体范围、进一步规范行政问责方式、进一步严格行政问责程序等措施,以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     

论行政法治语境下的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

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放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大背景下来看待。我国现行道路交通管理体制主要存在以下弊端:执法职能重叠、执法力量分散,导致政出多门、力量分散;决策权与执行权合一、管理审批权与监督处罚权合一,导致执法不规范;交通与公安之间的关系未理顺,甚至矛盾重重,造成权力内耗、效率低下。我国应从实际国情出发,借鉴美国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经验,探索建立统一的道路交通管理体制。     

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方权利属性和理论依据

在行政法研究中,行政相对方及其权利是第一性的。在行政相对方权利的大命题之下,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方的权利构成了行政相对方权利体系中的重要分支。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方的权利是部分宪法基本权利在行政部门法领域内的具体化和衍生。抽象行政行为行政相对方权利的理论基础主要在于人权、宪法公民权基本理论,以及行政法自身的发展趋势。     

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进路及反思

通过总结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理论探索,分析各个改革思路实施的利弊,并考察当今进行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条件和制度困境,进而对乡镇行政区划改革进行再思考,提出了在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以期能对今后的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有所裨益.     

我国第一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行政法规开始执行

国务院发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已于7月1日起正式执行。因涉及全国111万个事业单位、3153万事业编制人员,《条例》的发布和施行备受瞩目。《条例》共10章44条2800字,涉及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以及事业单位工资福利、社会保险改革等内容。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行政法规。     

大部制背景下的政府决策流程优化研究——以S区的改革实践为例

大部门体制要发挥实效,不仅需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还需要理顺政府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流程进行优化。通过将S区的改革实践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制改革后政府的决策流程还存在如下问题:决策动议主体单一;决策议程确立规则不清晰;备选方案设计专业性、参与性、公开性不足;方案抉择权限不清;人大在重大决策合法化环节缺位等。因此,必须结合决策流程优化的一般规律和国内外经验,对大部门体制的未来走向提出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的政策建议。     

国外市制模式的经验借鉴——兼论我国的设市制度

正市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①。一般来看,广义的市制是指城市的管理体制,包括城市的行政组织结构、职能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狭义的市制则是指城市的建制制度,也可以称之为城市的行政区划体制。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着眼于狭义的市制范畴。从本义来看,市可以看作是城市的缩略语,无论是城还是市,均和人口高度聚集和非农业经济高度发育的地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符合上述特征的行政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型政区。     

论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

行政执法中的行政协助是一重要的行政法治实践问题,对于扼制行政执法中的推诿以及其他不配合情形,促成行政主体完成行政执法任务和履行职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一些地方立法和其他规范行政执法的行政法典则尽管确立了该项制度,但仍显粗疏。关于行政协助的具体形式、协助过程中的程序保障等问题在我国学界和实务界还是一个空白。基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它作为我国行政程序制度的构成部分,在进行行政程序立法时,将行政协助的程序考虑进来。同时,应当对行政协助进行具体的程序构建,保障其予以实施。     

作为行政裁量“法外”依据的新闻舆情

在现代信息社会,新闻舆情的因子已经深深植入法律的实施之中。实践观察显示,媒体曝光引发裁量启动、媒体介入加速裁量进程、舆情压力影响裁量结果已经成为新闻舆情嵌入个案裁量活动的三种基本方式。当下诸多热点事件的发生,显示出新闻舆情导入行政裁量所具有的助长行政裁量怠惰和加剧行政裁量滥用的负面影响。为此,必须通过事前公众参与、事中理由说明和事后司法审查三重机制的建立,缓解行政裁量与媒体民意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新闻舆情对行政裁量运作的良性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