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战后文化行政的变迁

二战后60多年来,日本的文化行政以"提升文化高度"和"扩大文化范围"为目标,坚持"不干涉内容"原则,历经文化行政空白期、中央政府文化行政起步期、地方自治体文化行政繁荣期、新的文化行政机制形成期和文化政策体系完善期的变迁。日本文化行政机制逐步向政府、民间企业、文艺团体职责共担、职能互补型转变,文化行政理念逐渐向重视文化与社会、经济、国民生活关系的综合性文化行政理念转变,文化行政的主导权逐步向地方自治体转移。     

推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思考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强调,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法化、法治化,实现行政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决策法定程序严格落实,决策质量显著提高,决策效率切实保证,违法决策、不当决策、拖延决策明显减少并得到及时纠正,行政决策公信力和执行力大幅提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以下简称"人社")部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参与者、市场监督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执行者、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维护者,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乎发展大局、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本文立足当前人社行政决策的现实情况,提出改进思路和建议,以期为当前正在推进的全面深化法治人社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促进统计法实施的措施建议——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视角

一、成本收益原理在统计工作中的具体化 （一）成本在统计工作中的具体化成本，可以分为行政方和行政相对人的守法成本与行政相对人的违法成本。守法成本表示为使行政相对人遵守统计法所要付出的代价，如行政方花费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宣传统计法律法规知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统计执法队伍，并不断加强培训、配备执法所需要的车辆工具等；     

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的新变化

正李勇撰文认为,2013年以来央行在党规公开市场操作的基础上,创新出SLF(常备借贷便利)、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方式,也加大了逆回购、定向降维、定向再贷款的使用,丰富了货币工具组合,优化了调控和传导机制,于变化中呈现出四个新特点。第一,对于商业银行资金季节性幅波动的问题,央行由被动救助转为主动出击。央行创新流动性调控工具,主动作为,平抑季节性资金波动的做法,明显优于过去让商业银行自行解决流动性、遇到市场极度紧张情况央行再紧     

大部制背景下的政府决策流程优化研究——以S区的改革实践为例

大部门体制要发挥实效,不仅需对组织结构进行调整,还需要理顺政府的运行机制,尤其是对政府的决策流程进行优化。通过将S区的改革实践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制改革后政府的决策流程还存在如下问题:决策动议主体单一;决策议程确立规则不清晰;备选方案设计专业性、参与性、公开性不足;方案抉择权限不清;人大在重大决策合法化环节缺位等。因此,必须结合决策流程优化的一般规律和国内外经验,对大部门体制的未来走向提出更具针对性和科学性的政策建议。     

健全机制促发展后盾支撑作保障——对高校行政服务办事大厅发展的建议

我国高校普遍存在校区兔学校面积大、机关部门分布较散的现状，师生办事时要跑好几个校区或一个校区要跑好几个部门，办事效率较低。针对这种现象，规模较大的高校建立了机关部门集中办公的行政服务办事大厅，并以其高效的办事效率、标准的服务质量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在学校机关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对做好机关值班工作的几点思考

值班是各级行政机关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值班室和值班员要根据上级机关要求和本单位领导指示，为领导同志处理紧急、重要事项和突发事件做好服务工作，发挥着“承上启下、上传下达、下情上报、联系左右、沟通内外”的重要作用。政府值班工作主要包括常态下的政务值班工作和非常态下的值守应急工作，     

行政补偿理论的发展与制度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行政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理论体系己初步成形。遗憾的是,行政补偿作为现代行政法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其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在我国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补偿制度的健全与否,与公民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