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坚持依法行政 促进和谐劳动关系

正近年来,劳动争议问题突出,行政调解案件处理数量日益增加,调解案件类型日趋复杂,处理难度明显增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依法行政的公信度。对此,成都市武侯区人社局积极探索有效办法,创新工作思路,构建调解机制,有效缓解和减少了行政调解。截至目前,区人社局共发生行政调解案件15件,其中,进入诉讼程序10件,行政复议维持2件,调解成功2件,实现了行政调解终止比例上升,复议败诉率下降;行政复议"案结事了"上升,不服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诉讼比例下降的"两升两降"局面。完善内部机制营造良好氛围武侯区人社局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工作,坚持依法行政工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将工作目标层层分     

劳动者申请仲裁应重视法定程序

正【案例】:2013年4月10日,李某以某公司为被申请人,申诉至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仲裁庭"),要求某公司支付医疗费、工资、双倍工资及医疗补偿金。省仲裁庭受理后,依法向李某送达《受理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并定于2013年5月10日10时15分公开开庭审理。李某在上述开庭时间前没有向省仲裁庭申请延期开庭审理,至开庭时     

Problems and Solution for Criminal and Attached Civil Procedure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Cases According to

2012年修改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可能存在“合适成年人”无法作为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以维护有关未成年人民事权益、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时将被告人赔偿与否作为量刑情节而造成对被告人不公、适用“简易程序”时法官施压调解而干预阻碍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审判人员能否兼备审理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专业素养等问题。为了在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优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控制其缺陷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司法解释应规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不适用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部分标的金额较大的情形、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情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审级不一致的情形、案件审理时间较长的情形。     

对两大法系司法鉴定人诉讼地位的比较分析

一、英美法系专家证人的诉讼地位 鉴定主体的诉讼地位是司法鉴定制度的重要问题。英美法系国家不严格区分鉴定入和证人,而是将鉴定人视为一种特殊证人——专家证人（expertwitness）,其他证人则被称为普通证人（1aywitness）,英美法系国家将专家证人和普通证人归于一类的划分模式称为“合并模式”。《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2条规定：     

我国离婚诉讼中关于房产分割的法律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近几年各地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总量不断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涉及分割财产。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房产作为家庭共同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生活的基本保障,在当前的离婚案件中所占价值的比重较大,所以房产分割成为离婚案件中分割家庭共同财产的重点。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房屋产权以多种形式存在,这使得离婚案件中分割房屋产权的过程较为复杂。     

行政复议问题研究探讨

《行政复议法》是自国家1999年十一期间开始贯彻实施的,属于行政机关单位例行自我纠错的监督机制,公民、法人以及其他一些组织机构能够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所属权益的救济帮助。不过,当前行政复议机制随着大量行政诉讼案件争议事件的发生,仍然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文章主要针对行政复议机制存在的滞后性等有关内容作为切入点,并粗浅地谈及了几点建议措施。     

刑事诉讼监督的立法发展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由《宪法》和相关法律确定的。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和集中体现。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改善和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是立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刑事诉讼立法修改的要义,充分履行立法修改所赋予和强化的诉讼监督职能,是检     

刑事诉讼监督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是自2008年以来两轮司法改革的工作重点之一。近年来检察机关围绕完善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分别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执法司法单位会签了诸多司法改革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和手段等。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了司法改革成果,将其中经实践验证的内容进一步上升为基本法律规定,围绕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完善,成为此次刑事诉讼     

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生成机理、适用困境与路径优化——基于20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现行“双轮治理”模式在面对日趋复杂的个人信息侵权时存在明显的规制错位,主要表现为：“私益救济”客观不能和效果欠佳致使救济乏力,“公法保护”疲态尽显致使保护不力,二者适用场景割裂衍生出制度空白,“公益诉讼”由此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呈现稳步上升、类型集中和责任多样等特点,同时也具备一定的非规范性,如规则适用缺位、程序适用混乱和结果适用矛盾。为提升公益诉讼实效,需优化制度设计,克服适用障碍：在功能定位上,确立执法权力的优先地位和公益诉讼的补充地位,确定公益保护顺位“行政执法→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在主体定位上,根据不同诉讼类型对参与主体开展差异化设计,努力扩大主体范围,拓宽参与渠道;在责任定位上,突出公益责任的威慑功能,通过内部化负外部成本提高违法成本,维护公共利益。     

民族语言诉讼原则的完善研究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民族团结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三大诉讼法,都确立了各民族公民均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为一项基本诉讼原则。但由于有关内容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内规定得较为原则,含义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不统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原则的运用。针对中华民族基本国情和各民族语言差异等问题,建立公正、科学、全面地使用民族语言诉讼原则,形成包容性强、向心力高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合力推动中华民族辉煌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