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权行政法上之我见

受教育权经历了自然权利、自由权利、社会权利的演化阶段。自“福利国家”诞生以来,向公民提供教育服务,变成了国家的法定义务。受“穷尽法律救济”原则的约束,行政法更多地承担起了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责任。行政法保护有多种方式,但需要完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立法模式选择

我国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负有在国内法制中适用该公约的义务.制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对公约适用的重要保障.但采用何种立法模式,学界观点不一.纵览国际上的立法实践,主要有统一立法模式、分别立法模式和渗透立法模式.通过对三种立法模式的优劣比较,结合我国实际,我国应选择统一立法模式.     

从行政法角度质疑英国政府的三权分立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理论家洛克首先提出了分权学说,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对英国的分权政府加以分析的基础上,发展洛克的分权学说,提出了系统的三权分立理论.但事实上英国18世纪的政治体制并不完全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的实践,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英国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间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分立、制衡来形容,行政机关从来不只是行使行政权力.     

美国行政管制的"非行政化"及其启示——美国行政法学发展新趋势

为了走出政治危机和管制疲软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行政管制领域发起了一场变革深刻的"运动":通过实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政府部门私营化、成立联邦法等方式实现行政管制的"市场化",以及试图通过社区委托公共行政和发展协商制定规章程序实现行政管制的"社会化".这反映了美国的行政管制正从原来的"命令一控制"模式向"非行政化"发展.在我国的行政管制的改革过程中,以服务政府理念调整政府职能,尝试运用社会多维力量提供公共服务,吸引公众有效参与行政管制,并且及时地开拓行政管制的行政法研究有助于公共福利的增进.     

全球化与中国行政法的应对:改革路径的分析

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的行政改革,对中国行政法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并未能跟上全球化的步伐。面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全球化,中国行政及其行政法必须进行改革,而且必须转变改革的思路和路径,就改革预先做出法律上的安排,确立行政民主、透明、分权和违宪审查等基本制度,顺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

突破公众参与有效性瓶颈依赖于对公众参与权的依法确认、不断充实及有效保护。鉴于我国对公众参与权的研究比较迟缓、参与权制度发展仍然非常缓慢的现实困境,应当在准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性质、明确公众参与权的内容构成基础上,尽快构建起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公众参与权的民主价值。     

现代行政法平衡论的不平衡审视

现代行政法“平衡论”通过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的互动实现平衡,但是在涉及主体之间、行政与环境关系、执行中所导致的结果等方面并不平衡,其提倡的以民制权论在目前可行性也不强,经历着后现代冲击的行政法也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考。     

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法分析

当今社会,非政府组织不但大量涌现,而且与政府组织一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行政法角度分析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职能和作用,对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不和谐和冲突中更好地充当协调、中介角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

强化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是当代行政法治的基本格局。行政主体的积极义务是行政主体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没有严格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履行的、严格遵守法定行政程序的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的的义务。其主要类型包括积极实现宪法基本原则的义务、促进社会福利的义务、改善社会环境的义务等七项。行政主体积极义务的提出对于更新我国的行政法治观念和行政立法格局、促进服务型政府建立都具有重大意义。     

法学教育改革背景下的行政法教学改革

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行政的实践推动着我国法学教育改革,行政法学教育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更新教育理念,在多样化的行政法学教育模式中准确定位,探索科学、合理的行政法教学改革框架,培养出符合法制建设需要的复合型法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