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胡适——同行不同道的政学人生

冯友兰与胡适是现代中国哲坛一对相映成趣的人物。冯原是胡的弟子,但成为同行之后,二者逐步交恶。抗战前,二者在中哲史研究中已形成了明显的对峙。就思想史上的意义言,胡远胜于冯;但在具体的哲学问题的阐释上,冯则更胜一筹。抗战爆发后,二人政治倾向的差异日渐公开化,并分别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总体而言,冯是相对专业的经院派学人,胡是富有社会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冯有着传统儒生的＂为帝王师＂的传习;胡虽与国民党决策层深有渊源,但始终未改其追求民主自由的现代意识,这或许更吻合于现代国际的发展潮流。冯的知识结构颇有现代质素,但信仰和价值取向则较为传统,而胡是一个新派的知识分子,是思想界一个温和的＂革命者＂。情势变迁,二人都经历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其文化人格的转型非常困难。尽管他们在知识界都是深有根基的大佬,然对于强势的政治权威而言,他们都是弱势者,在具体的现实环境中也都面临各自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民国知识界具有普遍性;他们中晚年的人生际遇,在上世纪中国,也不无典型性。     

一个耐人寻味的“疏忽”——蒋廷黻与张奚若之杯葛及其“党国／民国”观

蒋廷黻与张奚若系哥大校友、清华同事,且皆曾属以胡适为核心的学人群。但后来蒋在追忆往事时,虽语及张奚若但故隐其名,原因乃是对张有保留意见。二人的分歧,部分地表现于个性气质上,以及对“本土”与“西化”等学术理念上,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更深层原因乃是政治倾向上的分歧。张早年即参加南京政府,并曾仕途受挫而对当局颇为失望;蒋虽自学生时代起即热心政事,但直到归国任教十年后才逐步涉足政治,故其对政治颇有热望,对蒋介石政权亦多有期待。张希望当局尽速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落实民权改善民生．而蒋在拥护“开明专制”,通过实行“新式独裁”使中国尽速实现现代化、应对国难。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实现真正的“宪政”。随着国难的加深,二人在国家主义和人本主义上的分歧愈益凸显。这种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促成了二者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从政实践。最后蒋、张二人分别选了国、共两当,经历了迥异的政学人生。当然,二者的政治生涯粗看迥异,但都多有坎坷;其曲折、复杂之程度,皆远超乎其治学、议政时的预想。     

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基本特征与结构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优化分配制度安排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和基础性措施。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处理好分配制度安排中效率和公平的辩证关系,通过与时俱进地改进分配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在深刻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断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等措施,着力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生成机理、适用困境与路径优化——基于20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现行“双轮治理”模式在面对日趋复杂的个人信息侵权时存在明显的规制错位,主要表现为：“私益救济”客观不能和效果欠佳致使救济乏力,“公法保护”疲态尽显致使保护不力,二者适用场景割裂衍生出制度空白,“公益诉讼”由此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呈现稳步上升、类型集中和责任多样等特点,同时也具备一定的非规范性,如规则适用缺位、程序适用混乱和结果适用矛盾。为提升公益诉讼实效,需优化制度设计,克服适用障碍：在功能定位上,确立执法权力的优先地位和公益诉讼的补充地位,确定公益保护顺位“行政执法→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在主体定位上,根据不同诉讼类型对参与主体开展差异化设计,努力扩大主体范围,拓宽参与渠道;在责任定位上,突出公益责任的威慑功能,通过内部化负外部成本提高违法成本,维护公共利益。     

“快”与“慢”的博弈与共进：数字时代阅读的再思考

加速逻辑下的阅读嬗变与阅读危机并存,一方面,呼吁加速新型数字阅读的推广,另一方面,倡导阅读减速与沉浸以抵制其浅表性发展。由此,阅读逐渐陷入“快”与“慢”的二元对立迷阵之中。文章重新梳理了“速”时代阅读变迁的特点及缘由,分析了“慢”理念下传统阅读复现的理论脉络与现实表现,进而以更理性的视角对阅读的“快“”慢”博弈进行了再阐释,指出阅读发展中存在对立统一、共鸣演进以及走向公共的逻辑内涵与价值意蕴。     

云游戏的源流、运营机制与商业伦理

电子游戏产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街机时代、主机时代、端游时代、手游时代等四个阶段,云游戏时代是正在崛起的新时代.云游戏是由游戏公司的平台战略和电子游戏的商业渗透所推动的.从技术逻辑来说,5G、云计算和流媒体是底层技术;从运营机制来讲,成本转移、会员制和云游戏产业链形成了云游戏产业运营机制.云游戏通过其独特的路径,迅速实现游...     

行政约谈的治理功能、作用逻辑与法律规范

行政约谈是在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政府治理手段的创新与变革,其以国家权力为逻辑基础,通过科层内部、科层外部两种约谈形式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引导与规范,实现了行政执法从威慑到遵从的理念转变。行政约谈能够实现从模糊性负面趋向到确定性正向发展的转变,兼顾节约行政资源与提高治理效率,弥补制度漏洞与破解治理困境,但也有可能被异化为一种权宜之计、避责手段。基于此,应完善行政约谈制度建设、强化行政约谈法治约束、加强行政约谈监督问责,以保障行政约谈良性发展。     

作为规制工具的行政备案:规制机理与效果优化

在行政审批改革的浪潮中,行政备案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型规制工具。作为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规制工具,行政备案彰显了从传统规制到新型规制、高权行政到合作治理、事前控制到事后监管的范式转型。行政备案具有信息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工具属性,借助回应性规制设计,能够形成信息收集、信息流动、监管执法、信用规制等政府工具间的联动,有效督促相对人自愿遵从备案要求。对行政备案的规制评估表明,行政备案面临异化为行政许可、无序扩张、实施成本趋高与信息规制失灵的风险。优化行政备案的效果,应单独制定行政备案事项清单,通过优化行政备案的实施程序降低其规制成本,还需要从强化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与事中事后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升行政备案的规制效能。     

“机关干部下沉”与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结构化——一个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研究

“机关干部下沉”已成为我国提升城市基层应急能力,尤其在社区层面处置重大灾害和危机的标志性组织动员措施。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将上级行政部门的人力资源临时地注入基层,从而快速补强基层能力短板的行动。已有研究或从科层制视角出发聚焦分析干部下沉后应急管理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传导的优势与顽疾,或采用协调动员视角探究下沉干部与社区本地力量协同配合的潜力与效果,但均缺乏对下沉社区内异质性组织间互动机制的提炼与分析。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结构化理论为逻辑框架,运用过程追踪方法,再现“机关干部下沉”在同一社区内两个不同小区中融入、改变既有基层应急管理组织格局的过程,进而提炼出“需求建构、功能调试、角色分工”三个推动下沉干部嵌入基层应急管理组织的机制部件,为理解国家力量注入与社会基层多元组织协同的结构性难题与过程性难题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