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趋同中寻求和谐——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裁判程序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多元的裁判程序呈现出趋同的特点.由于中央王朝纠纷解决裁判程序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西南少数民族固有裁判程序必然会汲取外来裁判程序的营养,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纠纷解决的两种裁判程序互相制约、互相借鉴,最终走向融合.     

论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对因国家侵权(包括行政侵权)造成行政相对人精神损害做出了经济赔偿的规定。在行政赔偿中增加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遵循以下原则:法官的适当自由裁量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禁止滥用原则,数额适当原则,关注个体公平的差异性原则等。     

问题研究:行政理论创新的实践起点

问题是现实存在与认知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冲突,问题意识的形成是认识主体与外界交互建构的过程,而问题研究是指基于问题解决的研究,其动力来源于消除理论与实践、现有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差异所产生的紧张.行政学研究必须对真问题与假问题、原始问题与衍生问题、热点问题与冷门问题、国际化问题与本土化问题等四方面的问题予以特别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问题导向下的行政学研究,需要在问题方式即设问方式和应答方式两个方面实现相应的转变.提高行政学问题研究的意识和能力,需要直面对象、确认前提和慎对常识.     

国外廉政制度及其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相对成熟国家的廉政制度主要由高薪机制、廉政监督机制、行政程序评估机制和行政伦理机制构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国廉政制度弱化的表现主要有四点:厚俸养廉的局限、监督体制的缺陷、行政程序的空缺、行政伦理观念的滞后.我国廉政制度新构架应为:以薪养廉、以法监廉、以序整廉、以德修廉.     

科技伦理:从理论框架到实践建构

科技伦理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形成其研究程序、理论框架、论证模式和规范性的伦理原则体系,进而由经验性建构使其在实践层面拓展为动态的实践伦理体系,并经对情境中的解决方案的寻求使科技一伦理实践成为一个反思性建构的过程.     

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侦查程序中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权利赋予不充分、律师介入权利受到限制以及侦查监督不完善等情况.未来<刑事诉讼法>应彻底转变诉讼观念,引入中立性因素,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并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完善其控告、申诉权和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讯问在场权、单独会见权等具体措施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明代监察机构刑事司法职能研究

明代的监察机构体系包括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以及地方总督、巡抚和行省提刑按察司及其分司.该机构各部门在分别独立行使行政监察职能同时,分别独立行使刑事侦查、刑事审判、执行刑罚、刑事司法监督等刑事司法职能,因此在明代刑事司法体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法律属性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上的权利属于公法权利或公权利.界定相对人公权利的标准主要有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是否与公共利益或秩序相关、权利的载体是公法还是私法等.尽管同为公权利,但相对人公权利与行政主体公权利在受法律保留原则规制的程度、行使的自由度以及权利支配力的强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论行政纠纷的调解解决——以《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为例

2007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在立法层面肯定了行政纠纷的调解解决制度,这一规定是针对我国转型期行政纠纷激增而作出的务实性反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立法上的这种变革与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并不一致,需要重新予以梳理,而且,该条例关于调解制度的规定也并非尽善尽美,仍有诸多地方亟待改进。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