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纠纷的调解解决——以《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为例

2007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在立法层面肯定了行政纠纷的调解解决制度,这一规定是针对我国转型期行政纠纷激增而作出的务实性反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立法上的这种变革与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并不一致,需要重新予以梳理,而且,该条例关于调解制度的规定也并非尽善尽美,仍有诸多地方亟待改进。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合宪性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虽然存在着问题和不足,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定其违背了宪法的规定.总体上看,该条例符合宪法上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的要求,并且比起老条例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我们不能把在拆迁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完全归因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社会整体法治环境的提升和政府行政作风的改善.     

媒体监督、公司性质与上市公司合谋——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3-2005年受处理的78家上市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媒体监督、上市公司性质与上市公司合谋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可以有效的防范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而上市公司性质对于上市公司的合谋则影响不大.此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充分地保障媒体舆论的言论自由,从而抑制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而通过产权转移来抑制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则意义不大.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比较法学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的设计存在着许多缺陷,在实践中缺乏可操纵性,已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没有实现设置再审程序所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例,对我国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进行改革与完善。     

空白授权立法的危害性

空白授权是一种形式上的法律授权,这种授权方式对行政授权立法没有任何限制,导致议会立法权旁落,行政权力过度膨胀。许多国家感受了“空白授权”带来的弊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行政法学,普遍强调实质理性和正义,重视良法为治,主张议会立法权也应受到限制,议会制定的法律也须具有良法的品质。     

论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对因国家侵权(包括行政侵权)造成行政相对人精神损害做出了经济赔偿的规定。在行政赔偿中增加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应遵循以下原则:法官的适当自由裁量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禁止滥用原则,数额适当原则,关注个体公平的差异性原则等。     

问题研究:行政理论创新的实践起点

问题是现实存在与认知和理想状态之间的冲突,问题意识的形成是认识主体与外界交互建构的过程,而问题研究是指基于问题解决的研究,其动力来源于消除理论与实践、现有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差异所产生的紧张.行政学研究必须对真问题与假问题、原始问题与衍生问题、热点问题与冷门问题、国际化问题与本土化问题等四方面的问题予以特别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问题导向下的行政学研究,需要在问题方式即设问方式和应答方式两个方面实现相应的转变.提高行政学问题研究的意识和能力,需要直面对象、确认前提和慎对常识.     

论行政执法中内部程序的地位

行政执法中的内部程序必然会对行政行为产生影响,它在行政法治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不同的是内部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与外部行政程序相比具有非正式性、间接性和隐蔽性。然而,该问题的研究在行政法学界一直是一个理论空白,正是基于这种状况,有必要对行政执法中内部程序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