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模式探寻

当前公共体育设施特许经营的困境,在于经营模式的认知和抉择。特别行政许可注重经营者条件而忽视了经营目的,以致无法实现制度设置的意图;公共服务外包注重供给的效率而忽视市场逐利的风险,以致政府处于道德失范的困境;政府购买注重服务的保障而忽视财政供给的不足,以致政府处于被诘难的境地;公私合作旨在引进民间资本、缓解政府财政不足、实现公共服务的提供,符合特许经营的制度设计。     

公民权利的回归--由《行政许可法》实施引发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体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但还应看到,我国的行政许可改革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矿业权作价出资入股初探

在矿业权流转市场中将矿业权作为资本要素作价出资入股的实践已经浮出水面,但是由于政府行政越权的存在及立法相关规定不完善,致使这一实践并不充分.出资入股的矿业权是用益物权,由矿产资源所有权诞出,是矿业权人的固有权利.矿业权取得中具有行政许可本质的"审批",并未设定权利,也不改变矿业权的私权属性,而是使矿业权由期待权转变为既得权.矿业权人可以自由地支配矿业权将其作价出资入股,同时矿业权出资人股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流转市场中政府与矿业权出资人、受让人的关系是管理者与使用权人的关系,政府行使包括出资受让人资格审查、主管部门审批与监管、变更登记等监督管理职能.政府在流转市场除了为矿业权流转便捷提供服务,为实现有序的矿业权流转进行监管外,充分而有效地保护私权也是政府不可忽视的职责.     

数字政府背景下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

行政许可证据规则是行政许可证明活动需要遵循的规则。在行政许可证明活动随数字政府建设发生变化后,原来的行政许可证据规则与实践产生了一些不相适应的情况。作为行政许可程序研究的一部分,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研究有助于立法回应数字政府背景下的创新实践,在新环境中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利益。行政许可证据规则的重构应当顺应数字政府实践并回应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包括对举证责任规则、举证权利规则、证明标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案卷排他规则的调整。     

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生成机制与规范重构

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生成机制的规定散见于《民法典》、各自然资源单行法及其相关配套中,立法分散、规则繁乱,导致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生成机制识别上的困难。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生成机制包括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权源和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生成机理。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生成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而非行政权。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由出让行为设立而非行政许可。基于此,应对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生成进行规范重构。应调整“申请+审批”的行政许可方式为“出让+登记”的用益物权取得方式。自然资源用益物权应以转让为原则,不允许转让为例外。切割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登记与行政登记,回归其物权登记属性,并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管理。     

矿产资源配置中行政许可与契约自治之界限

矿业权兼具行政特许和民事物权双重属性，调整矿业权法律关系的手段包括行政许可和契约自治。在实践中，随之而来的则是行政审批权限与契约自治之间的张力：行政许可与行政协议手段的重叠以及功能的受限、行政协议与严守契约原则的冲突。如何平衡国家干预与私人自治便成为在矿产资源领域的现代问题之一。因而，从分析上述两种手段的性质、作用入手：矿业权出让许可化应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矿业权出让协议本质上是市场行为。同时，以保障公共利益实现为理论指导，提出应重新认识矿产资源配置中审批权限与契约自治之逻辑及限度：以公私法共治为原则，并重新定位行政许可的作用及寻求替代性制度建设。     

敏感个人信息行政许可的公法效用、体系难题与法治完善

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正在成为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命题。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则为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路径：行政许可。该路径体现出了明显的公法效用：补足了敏感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强化了敏感个人信息公共风险预防作用，拓宽了敏感个人信息的救济途径。然而，敏感个人信息的行政许可路径在我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的体系性难题：告知同意规则与行政许可的形式冲突、充分必要规则与行政许可的价值冲突、意思自治规则与行政许可的程序冲突等。因此，为了完善敏感个人信息的法治保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许可的敏感个人信息判断标准及其优先效力，创设行政许可的具体条件以及限制性措施，并以行政许可承诺制来抑制意思自治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