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公诉案件被害人的共同原告地位

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在现行刑诉法中取得了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但被害人客体化倾向明显的现象难以说明被害人当事人的主体法律地位的确立,解决这一现实的矛盾必须赋予被害人包括上诉权在内的诉讼权利,确立被害人的共同原告地位,这是由被害人天然的当事人身份等因素所决定,也是解决矛盾,落实被害人当事人主体地位的保障。     

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权威

我国《行政诉讼法》自1989年实施以来,在维护法治建设、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意识、司法体制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行政诉讼在民众心目中未树立其司法权威,因此有必要从法律文化意识、司法独立、提高法官素质等方面对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以树立行政诉讼的司法权威。     

浅谈行政审判方式与行政诉讼法的实施

运用现代诉讼制度中的积极因素，创造性地加以完善、改进行政审判方式，是行政审判工作自身发展的需要。对此，应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依法保护诉权，及时正确收案。要重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充分发挥法庭的职能作用，完善审判方式与依法办案的关系，提高诉讼效益，保证行政诉讼法的实施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势在必行——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背景下的考察

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或不能司法审查的做法存在着和行政诉讼目的抵触、与行政复议法脱节以及与我国应承担的WTO协议国际义务不相适应、与世界上法治先进国家做法差别较大等问题,并且具体行政行为当中“零售性违法”可以得到司法救济,而抽象行政行为当中的“批发性违法”问题却无从进行司法救济也不符人类基本理性。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不仅是法治与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兑现我国国际义务、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行政法院的设想与前途

<正>"民告官"在中国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依法治国的标志之一。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改,亦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背景下,被寄予厚望。其间,一直被行政法学界强烈呼吁的行政法院设立问题再次被提出。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为中国法治建设开启了"民告官"的制度先河,这对于破除传统等级观念,培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文化,限制行政权力膨胀,监督政府,建构权利制约权力体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实务界一致     

新《行政诉讼法》亮点解读

新《行政诉讼法》在立法目的、受案范围、管辖制度、当事人制度、审理判决制度和执行制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改,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行政诉讼发展的突出问题,对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前要做的核心工作是准确领会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内容,推动新法的贯彻实施。     

反思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以法定原告资格为视角

在一般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其特殊的理由,这些理由包括确保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消除原告举证的障碍等。而环境公益诉讼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的原告类型不同,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原告在与被告之间的力量对比、举证能力等方面都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存在明显不同。双方当事人参与诉讼的能力不再像在普通的环境侵权诉讼中那样对比悬殊,原本在一般环境侵权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时所考虑的因素有所改变。在此情形下,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存在较大局限性,是不合理的,不宜直接按照现有关于一般环境侵权诉讼的规定予以推行。     

制度内外的困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实效不彰的原因

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系统的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法院。通过对行政法院受理案件的整理和统计,我们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实效未得到很好的彰显。这既有制度内部的原因,如诉讼程序设计、审判人员选拔和保障等方面的弊端,也有制度以外的原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     

论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制度的重要步骤。行政公益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诉讼,它不要求起诉者与被诉行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为了保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运转,特定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比公民个人更应该成为起诉主体。虽然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拓宽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但为了保证原告起诉能被法院受理,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确认公民享有环境权。根据环境问题跨区域发生的特点,应当建立起多层级的案件管辖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需要对《行政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改。     

论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

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对实践审判活动极为重要。认定“主要证据不足”是通往行政法治的一条阶梯。从“主要证据”的预设出发,然后层层推进,深入分析“主要证据不足”及其相关问题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对比分析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厘清其中行政法治的考量和价值追求,才能更好地领悟行政诉讼的目的,并借此指导实践审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