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内外的困境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实效不彰的原因

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系统的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法院。通过对行政法院受理案件的整理和统计,我们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实效未得到很好的彰显。这既有制度内部的原因,如诉讼程序设计、审判人员选拔和保障等方面的弊端,也有制度以外的原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     

论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

行政诉讼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认定对实践审判活动极为重要。认定“主要证据不足”是通往行政法治的一条阶梯。从“主要证据”的预设出发,然后层层推进,深入分析“主要证据不足”及其相关问题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对比分析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厘清其中行政法治的考量和价值追求,才能更好地领悟行政诉讼的目的,并借此指导实践审判活动。     

清代水仅纠纷解决机制:模式与选择

民事纠纷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转换一个新的视角,从农户理性选择的角度来考察清代水权纠纷以及农户在纠纷之中的作用.首先,作者将叙述水权纠纷一般有哪些解决模式?然后,作者将讨论农户如何对纠纷解决模式作出选择?最后,作者将说明农户的理性选择与习惯法、地方水利秩序的关系.     

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在税务部门擅自扩大税务行政执法主体和行政诉讼主体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实践问题。在确定税务行政诉讼被告时,必须坚持与税务行政执法主体适格一致的原则;坚持在同一个法定职权范围内只能有一个被告的原则;坚持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税务行政诉讼被告自身的部门利益不可凌驾于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之上;坚持有利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有利于行政诉讼整体健康发展的原则。     

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

本文提出 ,要从解决社会纠纷的角度理解行政救济制度的价值。良好的行政救济制度必须符合公正性、法律性、普遍性和司法最终性等基本要求。反思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完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两条基本思路 :形成和完善行政救济体系 ,应着重加强制度化的行政救济渠道 ;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的当务之急 ,是加强行政纠纷解决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本文还概略地阐述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     

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国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存在相对较窄的问题,为此,应该尽快做出更加科学合理地界定,从而充分地体现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诉讼权利的立法精神。     

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由孙志刚案引发的行政法问题思考

抽象行政行为因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督而导致行政和司法实践问题丛生.惟有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接受司法审查,才能健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进而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我国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检讨

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人民法院在诉讼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 ,如何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 ,制度运作与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职权调查制度不相适应 ,在新的诉讼证据规则面前缺席判决制度更加难以运作 ,在撤诉情形下缺席判决制度形同虚设。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有作为。     

浅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举证责任最早源于古罗马时期,其与民事诉讼相伴而生,两者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1883年,德国学者尤里斯·乌格尔查在论文集《刑事诉讼导论》中将举证责任的含义作了"实质上举证责任"(Materielle Beweislast)和诉讼上的举证责任(Prozessuale Beweislast)的划分。本文从分析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内涵及其分配规则入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就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进行探讨。     

农村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与区域比较研究

对村庄纠纷调解机制的语境化理解和区域比较研究,需要结构化地理解各种村庄现象,形成对村庄的整体性认知,理解调解机制与其他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需要选择一个村庄的内生性因素作为视角和切入点,通过它串起不同区域的个案进行比较。由此既能加深对个案村庄的理解,又能发现调解机制的区域差异与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