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程序与方式

中晚唐及第举人入幕的程序大致是"必先礼聘,而后升闻",方镇有较大的自主权,方镇将幕僚人选奏报中央仅仅是程序,除叛镇之外,中央一般都给予敕准.本文重点探讨了方镇对奏辟及第举人入幕奏报程序,及其对中央的审批程序进行了大致疏理.方镇在招聘及第举人入幕方面,因及第举人的名望、才能不同,其方式较为多样.     

在趋同中寻求和谐——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裁判程序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多元的裁判程序呈现出趋同的特点.由于中央王朝纠纷解决裁判程序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西南少数民族固有裁判程序必然会汲取外来裁判程序的营养,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纠纷解决的两种裁判程序互相制约、互相借鉴,最终走向融合.     

国外廉政制度及其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相对成熟国家的廉政制度主要由高薪机制、廉政监督机制、行政程序评估机制和行政伦理机制构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国廉政制度弱化的表现主要有四点:厚俸养廉的局限、监督体制的缺陷、行政程序的空缺、行政伦理观念的滞后.我国廉政制度新构架应为:以薪养廉、以法监廉、以序整廉、以德修廉.     

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特性与功能

传统戏剧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作为一种表演艺术,与其他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比较,具有表演性特征;而与其他表演艺术相比较,传统戏剧则具有综合性特征.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存在根本上决定了传统戏剧的存在,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价值集中地体现了传统戏剧的价值;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的延续有效地保证了传统戏剧的生命.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人具有三种文化功能,即保存文化遗产、再造文化产品,熔铸文化心理、塑造文化品格,传承文化传统、加强文化认同.     

科技伦理:从理论框架到实践建构

科技伦理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形成其研究程序、理论框架、论证模式和规范性的伦理原则体系,进而由经验性建构使其在实践层面拓展为动态的实践伦理体系,并经对情境中的解决方案的寻求使科技一伦理实践成为一个反思性建构的过程.     

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侦查程序中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权利赋予不充分、律师介入权利受到限制以及侦查监督不完善等情况.未来<刑事诉讼法>应彻底转变诉讼观念,引入中立性因素,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并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完善其控告、申诉权和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讯问在场权、单独会见权等具体措施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论行政纠纷的调解解决——以《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为例

2007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首次在立法层面肯定了行政纠纷的调解解决制度,这一规定是针对我国转型期行政纠纷激增而作出的务实性反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同时,立法上的这种变革与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并不一致,需要重新予以梳理,而且,该条例关于调解制度的规定也并非尽善尽美,仍有诸多地方亟待改进。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改革与完善——以比较法学为视角

我国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的设计存在着许多缺陷,在实践中缺乏可操纵性,已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没有实现设置再审程序所预期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应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例,对我国现行的民事再审程序进行改革与完善。     

中国司法改革中的程序正义取向——释明权初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长期以来的争论——我国是否应该有释明权,作出了回答。这项被大陆法系国家看重的概念,其内容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存在价值？在我国是如何被规定的？在我国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它是对法官权力的约束还是对法官权力限制的反弹？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进行了思考,并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