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命伦理的实践智慧

在当代生命伦理文化中,实践智慧将会重新唤起我们的仁爱之心,教会我们科学和道德的平衡之术,提醒我们医学不仅是技术,更是“仁爱之术”。     

试论孟子的“推恩”思想

围绕着“仁爱”在实质层面的展开,孟子将“推恩”思想作为其哲学理论建构的不可或缺的着力点。“推恩”突出以“亲亲”之仁为出发点和前提,力图通过由“吾”到“人”以及“天下”的“推”的过程,最终达至“亲”、“人”、“物”三者各得其所“爱”的价值目标,而此三“爱”又构成孟子视闽中“仁爱”的整全形态,其中渗透并体现着孟子所一贯秉持的“中道”精神。     

"理性的从容"--论王蒙的理性精神

王蒙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有着丰硕成果的思想家.理性成为贯穿王蒙思想的主线.王蒙的理性精神有鲜明的个性,主要表现在多元的文化观;建设意识;历史主义态度,以及中道原则和辩证思维.王蒙的理性精神是由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的,是来自实践的启示,所以始终亲和人民,与时俱进,生机勃勃.     

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刘勰情采观中的中道思维

刘勰对中道思维的运用已成为《文心雕龙》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细化中道思维,本文试图从情采观中单个概念以及相互关系入手,分析刘勰如何从不同的层次上运用了儒家、道家、佛家的中道思维,以透视刘勰的立论思路。     

孔子中庸观与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影响意义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分别作为东西方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们的中庸思想都在其理论思想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他们都把中庸视为最高的德性，最好的处事方式和治国之道，他们三人的思想虽然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相似，但由于所处的国家不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及社会制度中成长，所以他们的中庸思想也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内涵。孔子的中庸思想以服从封建宗法统治为前提，旨在达到社会和谐，而亚里士多德以尊重个人意志自由为前提，旨在达到社会公正。通过对其中庸思想的影响意义作比较，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东西方不同政治文化的差异。     

作为方法的"最大量意识状态"——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方法阐释

袁可嘉作为重要的诗论家,创立了"新诗现代化"——"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的理论,其作为方法的则是经常被强调的诗歌应表现"最大量意识状态".从这一方法来看,其理论视域非常开阔,主要来源于瑞恰慈、T.S.艾略特和里尔克诗论.英语诗人艾略特与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各自的诗学文化背景中都强调"诗是经验"的理论,却有着内化与否的区别.袁可嘉以此为基础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并把他们的理论与瑞恰慈的心理学诗学融合在一起,把"最大量意识状态"作为综合现实、象征、玄学的新诗学的根本方法,为中国新诗确立了新的规则.     

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兼论晚明学术思想的变迁

袁宏道"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实际上是对写作主体个性的要求.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与其禅学思想和生命情怀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晚明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路向的意义.     

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     

“中道”与“中庸”思想之比较

虽然东西方文化具有很大差异性,但是作为两种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提出了有关中庸中道的思想。虽然这两种理论本质上而言是不同的,但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对二者的比较研究,无论对理解理论本身,还是研究中西文化都是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