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至善即是幸福,并提出“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的幸福”;同时他还指出了人的现实的幸福是通过学习和努力可以得到的,但需要外在的善作辅佐,他强调中道原则在幸福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个体幸福与集体幸福的一致性。他的“幸福观”对于我们建构当代幸福观具有借鉴价值。     

孤本总集《今文类体》价值考论

《今文类体》是目前所见的孤本文献保存量最大的明文总集,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今文类体》以按文体类别对搜集到的明刻别集进行直接拆分重编的方式,再现了编纂活动的原生面貌。该总集的孤本价值主要有三：一是文学价值,保存了明代17家31种孤本著述,可推进袁宏道、赵琦美等著名文人个案和《江南春》等文学现象研究;二是史学价值,可增补上海会馆社会史料、明朝与琉球外交史料和明代北虏边防史料;三是校勘与辑佚价值,可补充众多作家的文集版本,为明别集的整理提供校勘版本,同时为明代诗、词、文等断代总集的编纂提供可资辑佚的材料。     

“华夷之辨”及其近代转型

华夷之辨主旨是就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每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危机之时,华夷之辨就被重新提出和强调。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遇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中华民族"观念是对"华夷之辨"的转型和超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袁宏道诗文归隐思想的体现

明代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 ,由于中期以前在文坛上形成的以拟古主义为代表的创作 ,使文学的发展出现了种种弊端。晚明文人袁宏道以自己的创作和文学主张 ,从形式到内容 ,对前明以来文坛形成的陈规陋习进行了坚决全面的批判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斥着归隐思想 ,表明了作者对黑暗社会和腐败政局的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精神。     

《命命鸟》:新青年反抗父权的宗教哲学误读

许地山在小说《命命鸟》中,讲述五四时期一对恋人,因父母干涉婚姻自由而痛苦不堪,又因受佛教思想启发而自杀的故事。其中对父权专制的反抗与佛教消极的应对方式,都成为启蒙精英抨击时弊的经典素材。然而,批评家把恋人自杀归咎于佛教的启发,是对佛法的严重误解,同时,作品中一对恋人因受佛教影响而欣然赴死,也是对佛法的误解所致。佛学本是爱护生命的正法,一旦违背中道逻辑,在实践中就会沦为偏执一端的邪知邪见。以佛学中道智慧观之,父权专制本是父爱偏执到固执己见的恶果,子女反专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父母养育之恩弃之不顾,甚至以死复仇置父母于万劫不复之生命深渊。     

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论张载的"中道"观

中道观是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学者如朱熹、王夫之等已经注意到张载的中道观.在张载的中道观中,"太虚即气""德合阴阳"说是本体论基础,"参和"说是核心内容,中道修养则要求"两端并进"以"尽性成性","德性所知"是中道认识的核心.在天人合一、体用合一、知行合一等方面,张载中道观均可给后人以方法论启迪.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主义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著名哲学家,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为后来西方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中伦理思想影响深远。幸福问题是其道德理论的核心,它与善、德性、中道等问题有着紧密的关系。他认为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一种合乎美好德性的实现活动,也提出了幸福主义的道德目标,指出了中道原则在幸福实现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当代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身处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也是精神世界严重匮乏的时代,我们需要回到哲人那里寻找通往幸福的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