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保障研究

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国际刑事司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以当事人的主体地位，然而在实践中被害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却并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因此，本言人为应将其定位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既避免了制度上的矛盾，又可以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中未成年被害人之保护

未成年人成为刑事被害人现象的突出,使得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变得迫切。未成年人本身的特殊生理特征和其在案件证据方面的唯一性、亲历性,是对其保护的必要性所在。尽管在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已经有一般性原则,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性,还应有一系列独有原则,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专门保护。为了落实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有关原则,需要在整个刑事司法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设置必要的未成年被害人综合救治制度、辅助人制度和特殊的未成年被害人陈述收集、质证程序。     

试论不起诉制度的被害人自诉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被害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可以通过申诉和自诉来救济,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分析被害人的自诉权现状及立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家暴受害人非冲突型以暴制暴案件量刑研究——基于127份刑事判决的分析

在家暴受害人非冲突型以暴制暴案件的审理中,普遍存在着法院量刑偏重和对量刑情节考量随意的现象,主要是未充分考虑"家暴"这个影响量刑的变量以及缺乏适用量刑情节的硬性保障所致。应建立统一的家暴认定标准、证明家暴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将家暴受害人的部分以暴制暴行为规定为防御性紧急避险,为减免其刑责提供依据,同时强化被害人过错的适用,从而避免量刑的任意性。     

被害人危险接受中的认识危险与阻却归责应用

认识危险是被害人危险接受的第一阶段,也是判定被害人危险接受阻却归责成立的重要依据。认识危险发挥阻却归责作用要从被害人与行为人两个维度展开:在被害人维度中,被害人需要对危险具有充分认知,只要被害人不具备对危险的充分认知,即可单方阻却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成立;在行为人维度中,行为人不能具有优势认知,对行为人优势认知要进行双向考核,既要考核行为人的危险认知水平,又要比较被害人的危险认知情况,要在对行为人与被害人危险认知情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权衡得出结论。同时,行为人优势认知情况对被害人认识危险中责任承担走向的影响还需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定。     

论被害人的控诉权

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享有并行使控诉权,不仅是其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决定的,也是充分发挥控诉职能整体效果的重要条件。但在我国目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控诉权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控诉权的实现还缺乏一些必要的保障措施。这种现状亟待改善。     

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的必然性之探究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从地方性的制度实践上升到国家程序法层面,但这改变不了包括刑事和解在内的整体被害人行为被刑法忽略、漠视的现状。实际上,被害人行为存在于犯罪发生的全过程,不仅影响着行为人犯罪性质的认定,也会作为刑罚处罚条件影响着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追究与刑罚的裁量。因此,将被害人行为引入刑法视野有着深刻的必然性,这不仅是部门法之间协调统一的需要,也是刑法自身的公平理念的实现、法益保护机能的扩张、社会危害性的合理评价之需求。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本文对“被害人自诉案件”法律运用中“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以及“被害人有关证据”、“证明”、“轻微”等条件进行了探讨,并就“被害人自诉案件”公诉转自诉程序提出构想。     

我国公诉制度中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失衡问题研究

根据犯罪侵权后果的二重性,以博弈论理论审视我国公诉法律制度,其存在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失衡问题,突出表现在诉讼地位、立撤案程序、定罪量刑程序、刑罚执行程序、司法救助等五个方面.究其因,在于立法理念上仍受限于国家追诉主义影响以及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理论准备与实证分析还不足够等因素.为改变公诉制度存在的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失衡情况,文章提出了建立均衡保护的理念要赋予被害人以充分的博弈机会;在控、辩、裁“三方构造”的刑事诉讼模式下,改变被害人权利“被代表”的地位,使之成为诉讼构造因子,建立起刑事诉讼的“3+1”构造模式等,进而指出在赋权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证受害人权利的限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