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能否成为刑罚手段——“社会服务令”专家谈

新闻背景2002年10月16日,香港西区法院判定,香港艺员谢霆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被判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不用监禁,同时警员刘志伟被判6个月徒刑。谢霆锋的律师表示,谢霆锋患有哮喘,不适宜判入劳教中心。经过此事,谢霆锋已经深感懊悔,而且在这件事中已得到教训,愿意以后奉公守法,并通过社会服务作为补偿。裁判官判案时说,谢霆锋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严重,但本案相比同类案件,罪行较轻微;案件本来只涉及普通交通意外,但因涉及“顶包”要判处入狱,由于谢霆锋已被押监房两周,所以判他做240小时社会服务。新浪网对此评论说:有法律常识的明眼人都会知道这个判决是多么轻,轻得超过了在此案宣判前所有法律专家关于判决结果的种种假设……社会服务240小时算什么?跟“无罪释放”真的有本质区别吗?如果有一点点区别,那也只是在形式上前者判定罪名成立而已。     

论拉伦茨氏裁判方法的实质

使用传统的判案理论系统分析了拉伦茨氏的方法论体系。指出，拉伦茨氏方法论的基础是欧洲传统“名判”逻辑，其设定目标乃个案公决。拉伦茨氏强调了法官“续造法”的权力。所续造的“法”不是条法，而是曾经自主运用诸条法的模式，它理应有“现行法”的拘束力。“条法库”的缺漏由审判员以法律运用技术补足。诸准则之不谐或与宪法条法的不谐需赖“法益衡量”调谐。分析结论是，拉伦茨氏片面突出法官的自主地位，其方法论在本质上是现代法治社会一种尚需调制的折衷系统。     

刑法溯及力原则立法上的缺失——兼论中间时法的生存之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溯及力问题作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性规定,这是我国刑法向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发展的重要表现,然而刑法在其动态运行中又产生了中间时法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间时法的产生及其机理的分析,并结合中间时法在我国实践中的作用,探讨了刑法对中间时法效力亟待完善的问题.     

试论我国古代的物价管理制度——以简牍文书为中心考察

本文以考古发掘的秦、汉和唐代的简牍与文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传世史籍和资料,从法学、史学、经济学的视角,考察我国古代物价管理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本文认为,我国古代物价管理制度的演进,以西周为起点,经秦汉的发展,至唐代制度化;唐代物价管理制度垂范于其后历代王朝。     

论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的秘书工作也源远流长。要追溯秘书工作的源头，就必须首先搞清楚秘书工作赖以产生的前提条件和能表明它产生的基本标志。这前提条件就是有领导机构和繁杂公务的社会组织及其文字的出现；而基本标志则为公务文书和秘书人员的出现。在我国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王禹时期，，秘书工作产生的条件和标志已经具备，因而它当是中国秘书工作之发端。而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建立则表明我国的国家秘书工作也已开始起步。     

如何做好企业文书档案收集与归档工作

将文书档案相关的收集与归档工作做好,能为企业其他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保证。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文书档案的类别正在不断增加,所以,文书档案的相关工作也变得更加复杂,想要将这一部分工作内容做好,存在很多困难。本文针对做好企业文书档案收集与归档工作进行探究,以期能给相关人士提供借鉴。     

司法裁判规范的证成分析

作为法律三段论大前提的裁判规范应当是一个经过严格证明合乎法律并对某具体案件事实具有规范作用的命题,它是裁判者衡量或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有无违法的重要尺度,是决定当事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理由和根据。然而,法律条文中的法律规范不是针对某一具体案件,具有抽象性、模糊性,不能直接成为得出判决结论的正当理由,因而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应当运用某种有效方法对它进行证成,使之既具有合法性又有合理性。裁判规范融贯性的证成需要一种旨在达成合理共识的论证程序。只有在达成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才有实现融贯的可能。     

清水江契约缀合及辨伪三则——兼论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

文书复原是文书研究的起始步骤,"缀合"即是完成这一关键环节的一种广为应用的研究方法。从对文书之物质载体的关注出发,可以对三组广受学界关注的清水江契约进行缀合。无论是自然原因导致的文本离散,还是人为对文本的刻意分割,都可以通过文书的重新拼缀向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完全的信息,从而进行更符合文书原貌的讨论。对于残片及其缀合的关注,实际上指向的是一种对于契约文书的"物质性"(materiality)的关注。其一方面可以帮助研究者完善文本信息;另一方面,契约文书研究的物质性进路之于人们对传统契约之运作机理的理解无疑是极为关键的。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政府的宏观管理作用,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是,县域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职能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不但不能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反而还会阻碍县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县域政府如何定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