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为民的好书记——记中共陵县糜镇党委书记朱洪瑞

陵县地处鲁西北平原，素有“京津门户、九达天衢”之称。位于陵县城东的糜镇，土质肥沃，水电充足，通迅快捷优良，是鲁西北产业化标准高、进程快、布局合理、管理科学的畜牧业超亿元大镇，也是陵县和德州市的重点乡镇。以党委书记朱洪瑞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委、政府，以前所未有的胆略和远见，挥动大手笔，做活大文章，立足实际抓优势，解放思想求发展，敢为人先创新路，迅速完成了由农业大镇向经济强镇的跨越。糜镇也先后被德州市委、市政府授予“模范乡镇”、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单位”荣誉称号，两次被山东省授予“畜牧业强乡”荣誉称号，两次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冲突与调适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恶劣、特色的民族治理环境、复杂的民族价值观,造就了该区域传统社会治理中"情理法"的逻辑顺序和国家社会治理"法理情"的逻辑顺序有别,情理法存在冲突。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关,执法力量薄弱,执法盲点存在;民族干部比例失调,少数民族干部比例偏小;宗教信仰多元,宗教矛盾突出;村两委力量不均,政府公信力不够;调解机制不健全,法理情冲突时有发生。因此,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情理法要合理调适,一是法治调适:加大普法力度,增强执法力量;二是队伍调适:均衡干部比例,借助乡贤治理;三是信仰调适:引导宗教团体,共建社会和谐;四是基层调适:优化村两委,提升公信力;五是机制调适:健全调解机制,规范法理情。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情理法冲突的合理调适保障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稳定,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西北走廊发展中的主体性与话语分析——兼论人类学参与式行动研究的实践价值

本文概述了西北民族走廊的发端、演变和定型的过程。首先,以历史的视角解析甘肃-青海区域性社会的文化形态,尤其注重在多源主体(plural subjects)与帝制中国(imperial China)的中央王朝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如何形成礼仪网络,以及在其间的甘青社会模棱两可的地位和媒介作用。在重构该区权力支配关系的基础上,对西北走廊边际群体的主体性问题作简要介绍,试图把理论性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其次,以应用人类学研究为基础,尝试提出超越发展矛盾的原理及实现方法,以便为相关政策的完善提供借鉴,使当地挣脱发展话语桎梏。与目前已采用的西北区域发展与资源开发模式相比,本文所阐述的"参与式行动"(participatory action)及其相关研究有助于组织少数民族与地方社区的力量,达到预定的目标,进一步把介入者(intervenors)与被介入者(intervented)的主体-客体对立关系(subject-object dicothomy)转换成前者与后者相互依存、共享发展成果的主体间性关系(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最后,重新认定本学科的学术地位及其实用性价值,认为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在梳理地方性知识的前提下,更应当找出对应援助发展项目的合理方式,提供相似案例等研究成果来处理在政策制订、执行与评价的整个过程(policy process)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生命教育发展现状的研究

学前领域的生命教育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逐渐开展和深入,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基础,但也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本文从生命教育的内涵与源起入手,进而逐步地探讨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生命教育的发展的现状、发展的基础水平、发展的逻辑理论和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尽量全面地揭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生命教育的研究现状。     

特纳教授的兰大情结

“旱农研究是我的生命，我的实验室就在中国西北广袤的土地上，在今后的人生中，我将不遗余力地与兰州大学的同行们，为提高旱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共同努力。”     

从文化和认知视角看西北藏区汉语方言——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方言为例

本文选取以藏、汉、回三个民族为主要聚居人群的甘肃省甘南藏区临潭县为例,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的弱势表述,也就是语言相对论为理论参照,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方言中泛指现象的分析,结合语言相对论的论点,就西北藏区汉语地方方言与地方文化,以及区域范围内人群的共有思维模式之间的关联做出简要论证,并通过语言现象分析对语言相对理论进行实证和扬弃,找出西北藏区汉语方言使用的特点和规律.     

岐黄厚底好做面胡同深处西北仁

满目春色关不住，法源寺满园的丁香花又一次释放了那迷人的芬芳、热情肆意的春之气息。这春的气息仿佛有了普度众生的灵性，飘荡于周围的胡同中，沁入了百姓的心里。作为咱西城的根儿，小韩说打记事儿起就对这充满香气的胡同颇有感情，     

西北联大法学教育与陕西近代法制教育的初创

将20世纪上半叶陕西法学教育的发展划分为西北联大前期、西北联大时期和西北联大后期三个阶段。基于民国档案与原始期刊,勾勒出1937年9月到1949年期间法学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研究结论认为:在晚清与五四运动前后,陕西乃至西北法制体系与法学高等教育虽有一些萌芽,但极为稚嫩和微弱。西北联大以其"一切为了抗战"的法学教育理念和实践,承袭了京城法学教育衣钵,续接了陕西法学教育的学脉,引进了西方法律思想及教育体制,奠定了当代法学教育的基础,启蒙了民众的现代法律理念,开启了西北地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初步融合,其法治思想与精神和开发西北的历史重任,至今仍为西北学府所传承。此外,还在工程技术立法、农业技术立法、预防疾病立法、师范高等教育立法方面作了开拓性探索。     

明代前中期西北四镇边粮来源浅探

明初为了巩固西北边防,在西北设置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并广置边堡,重兵防守,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区,给政府造成了边粮供给的困难。为解决边粮供应难题,明初边粮来源主要有四,一是屯田粮,二是民运粮,三是开中,四是京拨年例银购买,其各自在边粮供应中的比重与作用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边粮是明代整个北边防御体系的物资基础,是军队能否长期驻守,在军事冲突中制胜,并维持西北安稳局势的重要因素和保障。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实证研究

［摘要］西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其区位、民族、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影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依然众多，维护这一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艰巨。在这里，一方面，经济社会正在快速转型、快速发展，社会大局基本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和因素依然存在，在局部地区或一段时间内甚至表现的还比较突出。把握这一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状况，厘清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原因对进一步做好这项政治性极强的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