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火葬墓

2001年陕西华县东阳墓地发掘中,发现2座西周时期的火葬墓,周原扶风黄堆和最近发现的周公庙32号墓,也都发现有火烧现象,说明在周人统治的近畿或中心地区,也有火葬的习俗。据此,对关中地区西周火葬墓的形式、形成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火葬墓的存在是一种处理意外死亡、具有较高地位死者的葬俗。     

第八讲 礼俗（一）

什么是宗法 “宗法”是以家族为中心，根据血统的远近区分嫡庶亲属的一种等级制度。它萌发于商周时期，成熟于西周、春秋时期。在商代，宗法制出现了以子继父为主，并有了直系旁系、嫡庶、大宗、小宗之分。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西周春秋狱讼制度三题

西周春秋狱讼中的"要",又称"要辞",指记录狱辞的狱讼文书。西周春秋狱讼有"合要"制度,指将"要契"剖为两半,命狱讼双方各书狱辞于其上,再将两半考合,以对验狱辞。《论语·颜渊》"片言折狱"的"片言"即指半片"要契"所书狱讼一方之单辞。西周春秋狱讼有"代坐"制度。从西周金文看,代坐分为属吏代坐和子弟代坐两种。贵族虽不亲自坐狱,但是是否命他人代坐,则根据狱讼情况而定。传世文献记载西周春秋的狱讼由"司寇""士"等专门职官负责,但是从西周金文看,西周狱讼并无专官管理,审断狱讼由争讼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权威之人进行,这些人并不固定,往往是争讼双方的上级或周天子、太子、执政大臣等地位较高之人。     

古代教师的称谓

在我们这个有数千年文明和尊师传统的国度,从古代以来,关于老师的称谓有很多. "教师"一词最早见于《学记》一文":教师者,所以学为君也."古代人称"教师"为"师"是与军队有关的,西周立国之初,为了加强军队的统治力量,统治者便开始兴办学校培养贵族子弟,那些贵族子弟在学校主要学习射箭、驾驭战车等军事技能,而后才是学习文化,因此西周初期的学校教师都是高级军官担任的,因其职名未变,人们称他们为"师"或"师氏".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文官任教的逐渐多了起来,教师逐渐成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职业.     

论西周幸福观的宗教建构

西周的礼仪制度，有吉、嘉、宾、军、凶五礼之说。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从人类思想信仰观念来讲，西周吉礼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祭祀者通过肃穆、虔敬的宗教仪式与神灵进行精神交感，从而求得或者报答神灵的福佑，这是他们认为可以获得国祚绵长、福寿安康的方式。西周的事神致福活动反映了周人关于天、地、人关系的观念，是其幸福观的宗教建构。它既是统治者为获得王命永续、子孙多福、万邦来朝等政治目的运行机制，也是统治者为民祈福、教化民众、和合天下的手段。周人通过宗教层面的建构，为其追求物质生活幸福、政治生活幸福寻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精神动力。它是在继承人类早期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关注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了将社会治理的观念寓托于原始宗教观念中，使宗教观念开始转化为对人自身存在的确证和张扬，又通过这一观念警戒着社会主体在追求民生幸福的道路上加强自身道德修养，逐渐形成了西周时代的伦理等级秩序、集体道德和天下幸福观念。     

长安学溯源

长安学是近几年才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人们对此还有许多看法,多数学者尚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长安学还比较模糊。要使长安学变得清晰起来,就要找到它的理论基础。产生于长安大地的这门学问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二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化,就是长安学提出的理论基础。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器简介[弓鱼]国编钟（西周早期）

i976年宝鸡市竹园沟[弓鱼]国墓地出土。编钟甲：通高28．8厘米，甬长9．8厘米，舞修13．2厘米，铣间16．2厘米，重4．35公斤。编钟乙：通高33厘米，甬长11．1厘米，舞修16厘米，铣间18厘米，重6公斤。编钟丙：通高34厘米，甬长10厘米，舞修18厘米，铣间21厘米，重7．25公斤。     

大克鼎捐赠记

大克鼎者，又名克鼎或膳夫克鼎。因系名克者祭祀祖父而制之家庙宝物，实乃西周中晚期之重器珍品。铸造于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时期，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光绪年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与毛公鼎、大盂鼎并称“海内青铜器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