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

张旭曙撰文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形式观有四条脉络：一是以审美反映论和整体性思想为基础追求形式结构整一性（卢卡奇、戈德曼）。卢卡奇认为,文学作品是具有自身形式特征的独立结构、自足整体,这种形式是否正确要看它与所反映的处于运动和矛盾之中的辩证整体（现实世界）的结构能否对应。有意义的结构是戈德曼模式的基础。     

认真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本文对邓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缺失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首先,分析了邓所提出我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因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其次,叙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最后,笔者试图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发展原则与前景,重申中国自己一以贯之的法律理想图景。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西方诠释学的源流与精神特质——洪汉鼎先生访谈(上)

黄小洲:关于Hermeneutik的词源学问题,您在《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一书中说,这个词源于赫尔墨斯(Hermes)这个信使之神,赫尔墨斯的任务是向人传递诸神的消息和指示,因而Hermeneutik就包含理解、解释和翻译的意思,它是一种语言转换工作,化陌生为熟悉.到目前为止,您还在坚持这个观点吗.     

曾繁仁的“美学之思”35年

曾繁仁先生潜心研究美学35年,在西方美学、审美教育、文艺美学、生态美学四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建树。西方美学是曾先生整个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持和智慧来源之一,审美教育研究则是将美学理论与教育结合的典范,具有沟通理性与感性、德育与智育、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不可替代"的"综合中介"作用;文艺美学研究是曾先生学术研究的起点和重要突破领域;生态美学研究则是曾先生对新世纪中国美学的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西方语言学关于内在体验性认知特质的文化之思

西方认知语言学经历了从唯理认知观到非理性认知观又到生存认知观的历史嬗变,这表明内在体验性的认知虽然是西方语言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特质,但它的哲学基础不仅不稳固,而且比较脆弱,这期间曾发生了从理性的自省到非理性的体验,从"在"的召唤到后现代的解构等几次重大的意义断裂。因其只强调语言意义的自生性、体验性的内在特质,忽视了语言对外在世界、经验事实或社会实践的依赖性特质,以至于常常使现代语言学之社会语用价值处于遮蔽状态。     

先秦时期中国文明的特色及其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中国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留下了独特烙印,如各种神话传说、彩陶、西部的游牧旅行者以及丝绸贸易。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就已处于萌芽阶段。早期文化交流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成为中国及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如何利用新媒体做好国际舆论工作

大力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我们的国际舆论引导和国际公关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在传统的国际舆论战中,我们一直处于"西强我弱"的守势。据绕计,目前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占据全球国际新闻发稿量的4/5。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国际新闻90%以上由西方媒体提供,其中又有70%由西方传媒巨头所垄断。     

浅谈二十世纪的文化哲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化哲学不仅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更是从文化的角度构建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在近代中国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期而遇的中西文化哲学在碰撞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思潮,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经济理论的争论中看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若干经济理论的争论助推了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在理论经济学深刻变革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为两大独立的理论体系并存于中国的理论经济学.究竟什么样的经济理论能够指导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学要向何处去?这是我国经济学界正在面临的困惑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挖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背后的古典传统和新古典传统,并在两者对比的基础上指出以强调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从总量和货币的角度构建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可能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