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原则与西方伦理精神进行探讨,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表现,即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所共同具有的伦理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作出当代的阐述。通过研究表明西方文化精神有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传统的影子,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同样包含着西方的秩序、民主、法治、科学精神及平等、个性等内容,两者不存在绝然的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我们应大力挖掘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西方精神,而不是盲目引进西方的伦理观念。     

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

文章简评25年来中国人类学在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及海外文化“三大地理空间圈”,及在亲属制度、宗教与仪式、比较政治、经济、历史、比较文化、法律诸领域的研究中获得的成就,分析了学科存在的问题,并以问题的解析为角度,展望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走势及前景。     

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启示

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研究领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并形成了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克里夫.贝尔的反省价值道德教育理论、拉思斯的价值澄清道德教育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道德教育理论等。这些道德教育理论对我国学校德育的启示有以下方面:树立“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德育观;创新德育方法,强调体验,注重对话;构建“开放式”的德育活动体系;开发和设计“生活化”的德育课程。     

中外和谐思想探微及其价值启示

古今中外思想家有很多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可以成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借鉴。中国先人的和谐社会理想启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实现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追求;重视社会个体的人格完善和身心和谐。西方思想家的和谐社会理想启示我们:要将和谐社会的实现视为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过程,确立科学合理的和谐社会目标追求;要充分发挥社会个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论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

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然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凭借其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 ,利用各种手段 ,自觉或不自觉地推销其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 ,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我们应旗帜鲜明地抵制文化殖民主义 ,采取相应对策 ,建立必要的文化安全防范机制 ,加强对西方文化产品入口的管理 ,最根本的是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文化创新。     

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精神气质--兼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文化建设

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经济文化通过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作用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越发凸现。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合理的、完善的生产组织形式若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经济文化作为动力和支撑 ,从而使经济体制赋有内在的精神气质。韦伯揭示的西方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文化对经济体制的内在制约关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文化建设有重要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性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即从强调客观性到强调语境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有一个从先验到语境的变化,从强调因果决定到强调政治和领导权实践的重要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解构逻辑的展开是从“阶级”和“经济基础”等客观主义和先验范畴开始的,“阶级”和“经济”本身受到分析的语境形式制约,具有话语性质;客观性和同一性是政治权力的建构,一切取决于领导权实践和解释的战争,当前的确定性本质上会受到未来的颠覆。     

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背景、内容与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打破了政治经济学"一枝独秀"的局面,而西方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强势发展.面对这样的局面,要努力创新和发展政治经济学,同时应当给该学科的学者以适当的激励.目前,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应当开展"六个一"活动,即培养一支队伍,办好一个刊物,编好一本教材,解决一个出路,塑造一个创新环境,建立一个评价体系,从而提高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地位.     

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在语法和批判之间

早在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17、18世纪),西方解释学的哲学化进程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不是等到施莱尔马赫出现以后。理性主义时代的解释学集中体现在丹豪尔的普遍解释学、克拉登尼乌斯的教育解释学、迈耶尔的符号解释学以及宗教的系统内的虔信派的情感和应用的解释学。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突出了解释学的普遍性,具有深刻的时代特点。     

文献学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立场——答鲁克俭和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

2005年以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其中,鲁克俭依据西方马克思学的“最新成果”批评了该书“代译序”作者所持观点的历史“陈旧性”。其实,作者并非没有注意到陶伯特等人的这些新资料,只是坚持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不能简单地建基于马克思学之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典文本的理解和基本编排方式,不仅仅是文献的结构问题,还涉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问题。至于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认为的广松涉没有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新成果,并且审订者对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过高等问题,必须指出,译介广松涉是因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更是由于他是一位自觉进行东西方对话的思想大师。中外学者的这些不同意见表明:必须认真谨慎处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重要的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逻辑的认识,并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推进这一科学思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