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西修辞学的两大特征

就当代中西修辞学各自的发展态势及其在认识观念上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分析,以便清楚地了解这两种不同源流的修辞学,更好地借鉴当代西方修辞学的经验,促进中国修辞学在新世纪的改革创新.     

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通过剖析“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本文试图对当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梳理。“社会责任”是一个建立在现代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基础上的、并且超越了原有岗位职责和法律经济责任的新的责任体系。因此要将科研管理工作者放在高校这一特殊的组织环境中,考察与其有特定社会关系的责任对象的需求。本文将这种责任对象分为高校科研人员和科研系统外的社会大众两个维度并归纳出相应的需求,包括科研活动的分工需求、信息资源的收集需求、科研资源的整合需求、科研活动的控制需求以及科研活动的引导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且指出强调社会责任对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的意义。     

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

本文依据历史上的可靠性、理论上的融贯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欲性和可行性这三个标准,考察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建构主义倾向、反自由主义倾向以及在公民美德问题上的困境,检讨晚近以来在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诸领域全面复兴的共和主义所存在的局限,从而探求其出路.     

一部哲学史引出的学术“四重唱”——以围绕冯友兰著作的几篇“审查报告”和书评为核心

20世纪三十年代初,围绕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出版,陈寅恪、金岳霖和张荫麟从各自学术立场出发对该书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评价。大致而言,陈寅恪主要取学术史或者说学术思想史角度审视冯著,金岳霖更多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史视角给予观照,张荫麟则二者兼而有之,同时更注意从思想史角度对冯著具体内容给予批评和质疑。他们三人在对冯著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其中陈寅恪较为明确地认为不能简单借用西方哲学发展理念和框架来建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史,背后的学术考量是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的不满。相对而言,陈寅恪较之金岳霖更注意对本土思想资源的发掘和整理工作,而金岳霖在对冯著和胡适著作进行比较之后提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著名的“金岳霖问题”,实际上也意味着他对冯著借用西方哲学理念的研究模式不甚满意。冯友兰随之以自己的方式对三人的意见给予回应,由此他们四人共同完成了一部学术“四重唱”,其所讨论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什么是分析哲学？

什么是分析哲学？这一问题在学界引起了众多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分析哲学主张通过使用逻辑分析语言以获得哲学上的认领;第二种观点认为,分析哲学主张语言优先,分析语言是获得哲学认识的路径;第三种观点认为,我们只能基于家族相似理解分析哲学。论证表明,第一种观点过于严苛,容易排除一些分析哲学家和分析哲学理论;第二种观点已经过时,很多哲学家并不认为哲学问题可以还原为语言问题。相对而言,第三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它至少具有两个优点。首先,基于家族相似理解分析哲学,可以破除单一标准的优势地位;其次,它有利于我们在整个分析哲学运动中保持分析哲学的统一性。     

哲学诠释学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本体论阐释

哲学诠释学从人类此在存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出发,把文学作品视为自律性、表现性和真理性的存在,提出文学文本只是一个“半成品”的解释概念,认为文学作品的美只是邀请人们进入艺术经验的“请柬”。只有在诠释学理解事件的时间性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和真理经验才能得到实现,文学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在某种重要意义上,哲学诠释学改变了传统的文本概念,拓展了文学理解和解释的诠释性空间。但它完全否定作为文学诠释活动重要维度的作者意图阐释和形式结构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     

创造力有阴暗面吗?——本有论、超越论、节俭论之争与创造力哲学研究的新论域

近来西方创造力哲学研究开始了对创造力本质和作用的“辩证思考”,在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强调研究其“阴暗面”或“负面效应”。相应地,一大批承诺对创造力作辩证思考特别是热衷于揭露其阴暗面的学者已经或正在从多学科角度对创造力的双刃剑角色展开研究,不仅用新方法考察、揭示创造力的阴暗面及其表现,进而提出创造力阴暗面之超越论,而且主张在利用节俭原则理解创造力的基础上,通过创造力的自调节和社会调节消解其阴暗面。无论是从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则还是从现有的事实来看,都有理由提出和阐释创造力具有双刃剑性质这一命题。创造力阴暗面和创造力哲学研究的进一步的工作是,坚持从个别到一般的原则,在尽可能全面考察包括罪犯创造力、反社会创造力、恐怖主义的创造力在内的诸多样式、个例的基础上,揭示创造力的基本构成、内在机制与一般本质。     

知识产权法哲学视角下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初探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技术产物,已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应用领域。人工智能产生及其生成物引发的纠纷,引起法学领域对于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主体身份及保护的相关探讨。人工智能集中应用于知识产权领域,故应运用知识产权法哲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法哲学的思考,从权利来源的角度判断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正当性和保护的妥善性,进而规划对人工智能及其生成物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