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学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复杂性、思维科学、产业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等问题的论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也标志着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学习和研究钱学森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最高概括的整体学术思想与方法,对21世纪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轨迹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是以阶段递进的方式进行的,其演变轨迹具体表现为由20世纪80年代的激进主义过渡到90年代的保守主义,两者分别是由不同客观形势的推动而形成的,各自都有具体的形成原因、推动力量和外在表现。     

反思哲学的边缘化

当今哲学界充斥的哲学边缘化的悲观情绪和意识,实际上是对哲学发展的事实、哲学边缘化理论和哲学终结理论误读的结果。如果用新的思维方式和哲学观来重新解读这些事实和理论,就会看到哲学正在成为真正的哲学,哲学边缘化和哲学终结理论也只是哲学家实现新哲学的生存权利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在政治哲学视界中洞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就其本质而言,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要义是探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的、真正永恒的和持久的因素或关涉何谓最好的政治秩序的问题。然而,在人们习惯称为“历史”的东西被称为时代的精神之后,对当前社会生活的特定“趋向”及其历史起源问题的思考,几乎取代了对永恒和根本问题的思考。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似乎也难以发现还有机会提出政治方面的哲学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真正属于当代,这个问题只有从思想上超越了现时代的那个本质性维度去领会才有可能。马克思对哲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澄清了那些解决人类社会生活的最为基本的问题。     

生命的定义和生命起源的充分必要条件

现有的对生命起源和本质的各种论述以及生命的各种定义都没有找到生命起源的充分必要条件。自然条件下能实现自复制的比较稳定的大分子物质结构才是生命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自复制能够解决生命的复杂结构产生的概率问题。有了正反馈,进化的世界观才能成立,才能战胜热力学第二定理引导的退化的世界观。     

展示与对话 ——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种选择

“五四”以来,以诗文评为体系的中国传统文论基本退出了文本阐释的场域。西方话语的大面积空降,在推进中国文论建设的同时,日益影响着中国文论的自主创新式发展,消解着可能的学理话语的分享式革新。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失语是时代发展和中西互通背景下的使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一味地执着于西方话语,沉迷于“普世”的理论,带来的将是比民族话语失声更严重的精神殖民。为此,我们需要积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传统文化精华,倡导中西方文化间进行平等和谐的“对话”,建构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与文论体系。     

不确定时代反家庭暴力法哲学观的疗愈法理学之维——兼论《反家庭暴力法》第22条的修正

人类生活正在从理性、秩序、确定、稳定、均衡等理念的“确定性时代”,越来越趋向于非理性、复杂性、脆弱性、失序性、流动性、变动性、风险性等为特征的“不确定性时代”。不确定性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并成为当代世界思想界的基本共识。将新型疗愈部门法理学理念应用在《反家庭暴力法》法哲学理念的分析上,是对该种思想的初步尝试。当下公权力对家庭暴力问题的介入,总体而言呈现出惩罚性法哲学观和疗愈性法哲学观两种理念。一般而言,惩罚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惩戒功能值得肯定,但其着眼于一时家庭秩序的恢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家庭暴力的恶性循环问题。在特定情况下,有时还会发生民转刑等严重的暴力伤害事件乃至命案。而疗愈性法哲学观面相下的家庭暴力治理,着眼于社会疗愈,治理时间虽跨度较大,但往往能使家庭秩序恢复圆满和谐。但在恶性案件中,因其过于柔和,欠缺严厉的惩戒功能,故而有时也会失去功效,效果不彰。因此,在个案中或择惩戒,辅之以疗愈;或选疗愈,辅之于惩戒。个案处理,刚柔相济,灵活机动,阴阳和合,威猛与阴柔共存,惩戒和疗愈并举,“和合”治理家庭暴力之社会顽疾,不失为家庭暴力法律—社会治理之明哲之道。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与社会关系思想探微

文章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唯物史观诞生前夕具有思想奠基性的重要著作,其中,马克思开启了关于社会领域人的问题的哲学转向,形塑出“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以人的现实生活状况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社会关系、以人的感性活动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的人本思想,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社会的统一,渐次显露出对“社会中的人”和“人的社会性”的深刻洞见,已然构建出人类社会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丰厚充实的美好生活图景,为我国新时代人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政治哲学的立场、意向和方法——以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构建为视角

政治哲学研究者总是站在某一立场上研究政治哲学,政治哲学的立场问题就是研究者在人类社会的复杂结构中,立足于谁、为了谁进行研究的问题。当代人类基本共同体从国家走向世界势在必行,政治哲学要超越以往立场的多元而走向一元,为世界共同体构建提供支持和服务。政治哲学的意向是一种研究者确定目标对象并在意识中不断与之相互建构的互动活动。政治哲学研究如果死守某个目标对象,其研究就会丧失创造性和生命力。政治哲学研究目标对象的确定是个性化的、具有创造性的开放构建过程,这个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与研究者的研究相伴始终的不断循环往复的持续过程。政治哲学作为哲学的专门学科,必须运用哲学的基本方法——思辨方法,但也要运用一些其他方法,如文献诠释法、历史审视法、现实质疑法等。今天政治哲学要回归其应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必须改变政治哲学研究中流行的科学经验方法,在使思辨方法成为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的同时,对政治科学和政治现实始终保持批判性态度,不断推进政治复归其真实本性,体现本性所要求的实践要求。立场、意向和方法的不同决定着政治哲学的性质不同,构建当代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对我们的研究立场、意向和方法进行反思和重构。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