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嫁接:西式税制与清季国地两税划分

随着西方理财新知东播中土,西方财税知识体系,尤为清季各界人士所熟知.为解决国内税制弊端,清季朝野各方积极移植西方税制,将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筹备预算制度的要政加以推行.在国内固有制度与外来新制难以衔接的背景下,时人划分两税的学理资源,几乎大部分取法于日本、欧美等国.两税划分的过程中,由于对西式税制学理认知角度差异以及固守本省利益的需要,中央与各省在两税划分标准、税制分级等问题上,显然各有所宗.分税言论的歧异,隐隐显示出改革税制与固守本位的矛盾心态.     

张謇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思想和实践

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思想和实践，是张謇对外开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发展可分为启蒙、觉醒、实践和提高四个阶段，张謇在创业实践中，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全方位的，有着广泛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他不是一味地模仿洋人，照搬照套，而是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洋为中用，量力而行。     

幸福是倘来之物，竟功则是必尽之责——陈伯海的古代文论研究综论

陈伯海先生祖籍长沙，但生长于上海，言谈举止看似吴化。他自幼喜读闲杂之书，较早涉猎哲学典籍。进人大学后，广泛阅读中西文论，偏好思辨的苗头显露，独立思考的个性形成。1957年3月，华东师大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钱谷融先生因《论“文学是人学”》惨遭“围剿”，陈先生适逢其会，聆听钱师之论，大为服膺，即不顾严峻情势，     

回忆的超验意义--现代西方浪漫哲人论回忆

尼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现代西方浪漫哲人的代表对回忆(记忆)在现代浪漫哲学和浪漫美学中的审美超验功能及其价值均有深刻而独到的论述,这些论述无疑道出了回忆(记忆)的审美超验力量在现代西方文化精神困境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美学意义.     

西方管理理论发展主线评析

西方管理理论是为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管理思想,对它的发展过程进行整体评析,梳理出它的发展主线,对于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西方管理理论萌芽于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及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革命,正式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四个完整阶段,目前正进入第五个阶段。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都普遍重视对人的研究。不同的管理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动机等不同的认识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认为西方管理理论…     

西方大学理想的嬗变、模式、挑战与应答

本文通过对西方大学理想的嬗变、模式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与探讨,揭示其内在的价值和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在此基础之上,分析大学理想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挑战,并提出在继承与发展中走出一条现代大学理想的新路.     

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文化与社会:我的文化研究之路

托尼·班奈特(TonyBennett)是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著名代表人物,对文化研究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的自选集《文化与社会》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了作者到目前为止的理论思考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本文作为《文化与社会》的自序,结合文化研究的发展及作者的学术道路和生活经历,详细叙述了他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并且对全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差异

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越南学者对东西方文学理论差异的看法，作者认为，与西方文学理论偏重客体．注重“再现”不同．东方（主要是中国）文学理论偏重主体，注重“表现”。相应地，西方重叙事，中国重抒情：西方要求反映的“真实”，中国强调作家的“真诚”；西方强调的是对世界的确认．中国强凋的是对世界的感认，这一切与西方商业发展较早，中国自古重农不无关系。     

作为“自然史”记录的景观图像——明清时期“中国景观”在西方出版物中的插图绘刻研究

明清时期的西方出版物中关于“中国景观”的插图,实质上就是透过“西洋镜”发现中国的自然史图像记录,其借用“他者”的眼光来反观中国景观的自然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由此“图像史·景观史·艺术史”藉由“绘画/制图术”这类视觉工具而得以联结。可以说,彼时的欧洲人应都相信这些图像所承载的神秘异域的镜像与想像就是“真的”。这些插图极大地唤起了西方对中国、对东方文化的本能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亦具有萨义德意义上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对中国“描绘与想象”的文化表征。而且,这些插图以“另一种目光”为已流逝的中国景观保留了珍贵的记忆痕迹,亦可为当下批判性景观设计传承提供文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