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新闻思想形成原因探析

邵飘萍是＂五四＂时期著名报人,其新闻思想在当时报人中颇具代表性。邵飘萍新闻思想的形成,不仅与他所处的时代思潮动荡、媒介之力量萌生有关,也与邵氏的个人秉性、丰富的新闻实践经历、对西方新闻思想的接受有关。     

浪漫派的现代主义与古希腊城邦（上）

自１９世纪以来，浪漫主义关于“原创性”的主张已成为现代西方社会从事艺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原则。在浪漫主义者看来，这种原则可以上溯至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动力精神”，即一种自我创造式的变革精神，它是开启欧洲意义之门的钥匙。本文作者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开创性的“行动”能力虽是人类的伟大属性，却也是一种危险的属性，因为完全无视人类可能缔造的任何制度或法规，会带来极端主义的后果，人类不仅需要知道怎样去行动，而且需要知道怎样赋予行动以某种界限或形式的意义，还需要知道怎样使人类多元的行动、各种各样的行动者和睦相处。这是浪漫主义的伯里克利的雅典所没有提供的，它存在于罗马和毕达哥拉斯传统中。作者认为，今天，兼容、结合，正再生于当代世界主义文化之中，随之而来的是对浪漫主义的重估和贬抑．以及对适合于现在的古典主义的探索．作者ＰｅｔｅｒＭｕｒｐｈｙ为澳大利亚Ｂａｌ－ｌａｒａｔ大学高级讲师，美国ＴｈｅｓｉｓＥｌｅｖｅｎ杂志编委。     

西方地缘政治学说演进特点论析

西方地缘政治学说的百年演进具有思维观念和地理视野趋于完整的特点,地理因素逐渐由国际政治的"决定者"演变成"影响者",深受科学技术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两种不同视角的地缘政治学说命运迥异,整个学说体系具有一定的学理性和鲜明的实践性等特点。     

生活史视野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题域。然而,无论是自然法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抑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知识的＂诠释方式,由于不同程度忽视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的互动,都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解读。通过考察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逻辑地再现其思想与情境的互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其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助、公共生活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     

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

在整个中世纪时期 ,拜占庭都是古典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基督教文化繁荣的重要基地 ,对西欧的中世纪文化 (也同样对阿拉伯和斯拉夫世界的文化 )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拜占庭希腊文化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曾有一定影响 ,但不是决定性的动力。随着西方早期近代世界的兴起 ,拜占庭文化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也越来越显示出致命的弱点 ,最后只能把文化发展的接力棒交给西方世界的新兴者 ,自己却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西方语言学关于内在体验性认知特质的文化之思

西方认知语言学经历了从唯理认知观到非理性认知观又到生存认知观的历史嬗变,这表明内在体验性的认知虽然是西方语言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特质,但它的哲学基础不仅不稳固,而且比较脆弱,这期间曾发生了从理性的自省到非理性的体验,从"在"的召唤到后现代的解构等几次重大的意义断裂。因其只强调语言意义的自生性、体验性的内在特质,忽视了语言对外在世界、经验事实或社会实践的依赖性特质,以至于常常使现代语言学之社会语用价值处于遮蔽状态。     

先秦时期中国文明的特色及其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中国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留下了独特烙印,如各种神话传说、彩陶、西部的游牧旅行者以及丝绸贸易。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交流就已处于萌芽阶段。早期文化交流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成为中国及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如何利用新媒体做好国际舆论工作

大力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使我们的国际舆论引导和国际公关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在传统的国际舆论战中,我们一直处于"西强我弱"的守势。据绕计,目前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占据全球国际新闻发稿量的4/5。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国际新闻90%以上由西方媒体提供,其中又有70%由西方传媒巨头所垄断。     

浅谈二十世纪的文化哲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文化哲学不仅仅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文化的本质,更是从文化的角度构建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在近代中国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期而遇的中西文化哲学在碰撞融合中形成了新的思潮,产生了较大影响。     

儒家美德伦理及其与麦金太尔之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差

西方汉学的视野向少扩及中国哲学。这种状况或许与黑格尔等西方哲人所抱怨的中国传统知识中缺乏严格系统的哲学而只有“道德的宗教”、或者缺乏充分的理论化知识而只有日常经验之直觉的学术判断直接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国哲学界的自我开放程度和自我表达能力还很不够,或者说中国哲学界的自我言述(utterance)和参与国际对话的能力尚十分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