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褒卒年与何武生年

西汉蜀中辞赋大家王褒与蜀中名臣何武早年颇有经历交汇,这为寻觅出作为历史疑团的王褒卒年和何武生年,提供了重要线索。再结合《汉书·楚元王传》刘向父子的事迹、《汉书·匈奴传》的某些记载以及王褒某些文学作品所提供的重要信息,王褒的卒年可以确定在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0年),何武的生年则基本可推定在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     

吕氏集团对汉初岭南政策的两次调整

关于吕氏集团执政期间汉朝与南越国的矛盾冲突,传统研究多集中于吕后及其称制时期,而忽视了对事件整体性的把握,即未从吕氏集团执政的全过程加以审视。事实上,吕氏集团对南越国的政策存在两次重要调整,一是吕后时期从怀柔转向对抗,二是"诸吕"时期从南征转为罢兵。吕氏集团的第一次调整只是对原有政策的过激推行,第二次调整则可能是缓和双方关系的一种尝试。但前者不顾客观现实而冒险行事,后者缺乏后续措施而加剧了危机。因此,虽然吕氏集团的两次政策调整均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但其冒进与盲动的行为只能导致汉朝南部藩属体系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两汉西北边疆移民政策比较研究

两汉在西北边疆都曾实行过军屯戍边、迁徙罪犯及家属戍边等移民政策。但不同的是:在募民方面,西汉是为拓边而募民徙边,东汉是受边疆战乱的影响将边民内迁,战乱平息后又令其返回;在处理降卒方面,西汉是在边郡置属国以处降卒,东汉是迁降卒于边郡以内;在迁徙罪犯方面,东汉为了避免边疆人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不但将死罪囚减罪一等戍边,而且令罪犯妻子随同前往。从二者对西北边疆的治理效果来看,西汉大规模的在西北边疆实行军屯与民屯,且能保持政策的相对持久性,这对西北边疆的安定发展是必要的。     

论帝王教育的阶段与层次

帝王教育不是一般的普通教育,但它也有阶段性和层次;了解其不同阶段与层次高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客观上把握一个朝代治乱兴衰及得失的原因     

西汉河西长城与丝绸之路

匈奴是西汉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最大对手,对西汉王朝形成强大的压力,汉王朝不得不采取诸多办法对付。从汉武帝开始采取武力征服并继续进行长城的修建,特别是在河西走廊地区北部新修了长达数千里的长城防御体系,才真正解决了匈奴侵扰的问题,“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形成了“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长城既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安全,又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文化交流。     

西汉时期齐鲁地区社会风气的变迁

齐、鲁自古不同,延至秦汉尽管仍有差异但皆以礼义闻名。西汉时期齐鲁之地以其雄厚的知识资源和人才优势深切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进程,但同时自身也受到当时社会大势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种交互的影响中,齐、鲁最终合流于经学之下。在社会整体风气的影响下,齐地变化不大而鲁地则受到巨大的冲击,大体上呈一种鲁地齐化的态势。     

解读帝王背后的隐性思想文化——以曹操、桓温、侯景面对天子时惊惧无语为考察

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强者为王、胜者称帝的战乱时代,却出现了权臣面对自己所控制的帝王,如曹操面对汉献帝、桓温面对简文帝、侯景面对梁武帝时,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羞愧、心虚、恐惧无语,甚而惊慌至汗流浃背之窘态,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怪异现象。探其原因,可知这与来自帝王背后的神秘臆性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古代,这种神秘的隐性思想文化,多是由统治者对“家天下”政治理念的强化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天子神话文化和礼制文化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亦可从一个侧面看出,传统文化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思想和精神等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现实中绝不可忽视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意识的传播。     

屈原帝王情结探析

帝王情结是屈原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忠君、尊君、骥君、思君、罪君、惜君、哀君、伤君、痛君等复杂微妙的心理情感构成了屈原帝王情结的深邃内涵,这份凝重的帝王情结缘于屈原心中对楚国深沉的挚爱。先秦帝、王观念是屈原帝王情结生成的重要心理渊源,儒家先王崇拜思想是屈原帝王情节生成的文化渊源,而宗法观念最终促进了屈原帝王情结的形成。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

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有三大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传统文化,即除了以上三大传统文化之外,还有帝王文化。帝王文化的思想源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自晋之后是历代皇帝的独断思想。帝王文化即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符号和自己的文化结构。当然,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互相汲取,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多元文化。帝王文化对其他文化进行了两千多年的整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专制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