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 (1800-1914 年)

自19世纪初西方势力的冲击伊始,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渐趋解体。对外贸易是西方冲击的重要形式,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结构的改变和贸易逆差的扩大构成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的主要特征。其逻辑结果便是伊朗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其农业经济商品化亦取得显著发展,突出体现为农作物产品出口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的增长与土地的私有化倾向。伊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趋解体,农业现代化进程拉开序幕。然而,恺伽伊朗的农业经济在商品化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其农业生产技术亦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则在于传统农业体制所导致的相关农业投入欠缺。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实物分成租佃方式的结合,仍是恺伽伊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     

杜宇时期蜀地农业初探

杜宇时期的蜀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成为雄踞于西南地区的泱泱大国。杜宇王朝强大的国力,与这一时期蜀地繁荣的农业文明是分不开的。此时期蜀地农业的重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四川盆地传统的稻作农业得到普遍推广和治水患兴水利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上。这为开明王朝以降,蜀地农业文明的持续繁荣,进而为秦举巴蜀之后,蜀地农业、水利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厚的基础。     

《百家姓》中钱姓为啥排第二

诞生于北宋时期的《百家姓》，首句为“赵钱孙李”——当时人数不多的钱姓为何排在了第二位呢？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认为编撰《百家姓》的儒生姓钱者有之；认为皇后姓钱者有之；认为《百家姓》成书于钱塘江畔者有之……其实，这些都是不实之传，钱姓排在《百家姓》第二位的真正原因，是源于北宋王朝铭记开明君主钱缪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     

从江南雅韵到边地情结——写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译本之后

作为继拉铁摩尔的作品之后,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边疆史的范式性作品,著名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教授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的中译本①,在经历了三年的修修改改之后,终于定稿付梓了.可以说,这三年的翻译过程,也正是自己在学术和生活上困惑——解索—再困惑—再解索的过程的写照.在翻译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此书的介绍性文章,名为《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4期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关注,也顺带激发了自己对于边疆问题更大的兴趣.而如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巴菲尔德教授的这部名著的译本上面,作为译者的我感到很高兴,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既有来自学术上的,也有来自语言上和心态上的.因为按照我所秉持的翻译理念,在外国著作的中译本出来之后,评判权就归到了各位读者的手中,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被检视的对象.当然,这种来自读者的检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学术探讨的题中应有之义.     

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英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汉弗莱公爵为个案的考察

汉弗莱公爵是英国人文主义之父,也是兰开斯特王朝时期亨利六世的护国公。近百年来西方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时所持态度截然不同。辅政期间,在文化领域,他提倡用英语语言创作,推动英语翻译运动的形成,大力支持英语语言的发展。在政治生活中,他对内力图弱化大贵族的权力,对外反对教皇权威,为加强王权不懈努力。其文化成就与政治努力是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英国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折射出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艰难历程。     

我与档案一起成长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华夏文化。远古以来,丰富的档案史料,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优秀文化传统。周王朝的天府,汉朝的天禄阁、石渠阁,唐朝的甲库,宋代的龙图阁,明朝的皇史,清朝的方略馆无一不是余留着淡淡的墨香,折射出华夏文化的盛世光芒。我们的档案室亦是如此。且听我一一道来。     

古代的官邸制是如何规定的

近年来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官邸制的相关规定正逐步完善。其实，早在中国古代，官邸制已初成体系。中国的官邸制和吏舍制早在西汉初期就已形成，《汉书》记载“御史府吏舍百余区”，可见汉代各部门官邸吏舍之多。秦汉以后，地方官和京朝官人住官邸的实际情况因客观条件各有差异，呈现不同的走向。     

王朝民族主义对越南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作用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础与行为实践。越南在封建时代是东南亚有一定延续性的典型中央集权国家。在其中存在的王朝民族主义对越南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民族国家建构时,主要通过典章制度的设置、行政机构的建设、儒家文化的本土化,以及对少数族群运用武力等进行。因此,纵观历史王朝民族主义作为族群—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不仅在前现代时期存在,而且对越南封建时代取得超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一体化成就上,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