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照小说世界,发掘人性的闪光点——品《祝福》中祥林嫂人物形象

祥林嫂是鲁迅创造的经典人物形象之一,她在小说世界里,被封建礼教迫害致死,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几次试图与命运对抗,尽管失败,所体现的人性的光辉,依然值得称赞。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当代解析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始终基于人类历史的发展,基于实践,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科学的实践观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观点,要求人们面对现实的客观世界,要充分发挥其自身的能动作用,将理论深入到社会实践当中,从而在揭示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变成人类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当代大学生的教育培养之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结合在中国的实际运用,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与辩证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奇特有趣的世界民俗语言

据统计,全世界共有语言和方言5600多种。语种和方言密度最大的地区是非洲尼日尔河流域,约有280种;而语种和方言最多的则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在300多万当地人口中竟有1010种语言。在形形色色的语言和方言当中,还有许多十分奇特、有趣的乡土民俗语言。"劳高米拉岛的口哨语言"大西洋东北部的加那利群岛中有个叫劳高米拉的岛屿,是世界上仅有的使用口哨语的地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吹的口哨居然有元音和辅音之分,能够完整地表达所使用的西班牙语。口哨语言不同于说话,不会因大声呼喊而吐词不清,只要能听到口哨声,便能毫不费力地知道对方的意…     

网络游戏与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构建

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因特网的逐步普及,促进了网络游戏的迅速扩张。伴随着网络游戏的不断升级,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模式,影响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在补充和完善整体世界观的同时导致拜金主义,充实人生观的同时扭曲社交观念,正确导向现实价值观的同时滋生享乐主义。因此,本文就网络游戏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探讨,以期从中发掘具有积极意义的层面,并加以引导与拓展,进而利用网络游戏赋予当代大学生以合乎民族发展、时代进步的思想道德观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精神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伦理精神的出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顺应了这一要求,为解答世界之问提供了精神哲学之道,为人类创新性地治理全球性风险指引了科学进路,蕴含丰富的国际伦理精神。从哲学层面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精神,主要体现为民生伦理、责任伦理、美德伦理、合作伦理、发展伦理的精神,回应了人类对幸福的渴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了责任赤字,为构建人类责任共同体提供了践覆义务的精神之道;破解了信任赤字,为消解全球信任危机、弘扬信任美德提供了路径;破解了合作赤字,为推行正和博弈的治理范式提供了伦理范导;破解了发展赤字,为倡导公正性全球发展模式、实现美善发展的真实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     

《西部世界》、自我意识与阿里阿德涅的迷宫

《西部世界》提供了一种让人类认识自身的情境,即对照与真人无限接近的仿生人,反思人之为人的本质与世界的终极意义,但这只是一个哲学的迷宫。剧中所表现的对人工智能科技的忧虑,与其说支持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不如说是围绕自我意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将以心灵为关键词的哲学话语的危机揭示出来。     

《西部世界》：人类越权的隐喻

在众多科幻影视作品中,《西部世界》是非常富有哲理意味和隐喻的一部。这部以仿生人的觉醒及仿生人与其创造者人类的关系为主题的剧作,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都呈现出一种与西方古典时期人神关系的对应隐喻。对这种对应关系的梳理,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理解和思考这部作品中涉及的人工智能的前景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从这种换位的对照中更好地去思考和认识人性,认识人类自身。     

戴维·赫尔曼论“意向性”

在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反意向主义思想基础上,戴维·赫尔曼进一步思考有关意向性问题,强调在叙事交流过程中采取意向立场的重要性。为了建构意向性理论,赫尔曼提出一分为二的研究方法,从两个不同但相关的维度审视叙事与意向性之间的联系。他认为,一方面故事根植于意向系统中,即“故事的世界化”;另一方面意向系统根植于故事中,即“世界的故事化”。此外,他还探讨叙事语境中的意向性,指出意向性存在于人类的会知结构中。赫尔曼对意向性问题的论述观点新颖、内容翔实、逻辑缜密,不仅充实了叙事理论的内涵,也为跨学科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