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企业投资融资化及其法律规制

投资融资化是伴随着直接投资的增加而逐渐产生和发展的.文章通过对投融资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分析,指出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融资化的表现与成因,提出了对投资融资化的法律规制,借以避免其消极影响,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专利的实证研究

在探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现状的基础上,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与命令一控制型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更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地区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有助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而工业比重表现出一定的负向影响。R＆D的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不明显。     

外资并购的国家经济安全规制研究

外资并购有可能影响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对外资并购活动进行规制也就成为了必然。本文以公共规制理论为基础,对比分析了美国和我国外资并购规制的三个阶段：规制立法、规制执法和规制放松（解除）,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的外资并购中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规制建设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东道国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2017年中国对7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环境规制对中国OFDI动因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因和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会降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自然资源寻求动因,东道国环境规制水平越高,东道国自然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影响越弱。研究为解释"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OFDI实践提供新的洞见,为促进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责任的OFDI提供有益启示。     

网络语言暴力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和立法构想

网络语言暴力的泛滥以其独有的方式撕裂了道德底线,向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此类事件不能仅在道德层面进行约束和思考,道德的谴责已无济于事,必须从法律层面进行约束和思考。网络语言暴力属于名誉侵权行为。既然属于侵权行为,那就应当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以法律从主体、客体、内容和责任方面进行有效规制。这样有利于拓宽法治的空间、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惩治、震慑和预防网络语言暴力侵权行为,净化网络社会环境。     

中国外商并购投资的理性思考

面对进入21世纪以来激荡汹涌的外资并购浪潮,我国必须秉持互利共赢、自主理性、和谐发展的理念,以前瞻的视野深入探究外商并购投资的运行机理和存在环境,借鉴域外成熟成功的立法经验,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积极引导和法律规制,减少交易成本和社会成本,保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升我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论国际市场经济的调节及其法律规制

由于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都存在局限性，需要一种新的国际调节机制来应对因全球化而形成的国际市场经济。这种新的国际经济调节又需要相应的法律来规制和保障其实现。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全球化并导致国际间利益两极分化的事实，这种国际经济调节规制法所遵循的价值理念，必然以企业自由、公平竞争、市场法治、经济安全和经济效率为优先，而以主体平等、实质公平和社会公正等作为次要的价值目标。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我国行政许可实施听证相关制度评析

行政听证是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对规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的棱心。长期以来,我国行政听证立法及实践均显不足,《行政许可法》有重要突破却条文疏简,可操作性不强,留下了一些认识上的盲区。对我国行政许可实施听证相关制度需要运用一般行政法原理予以解读。     

竞争性农产品价格短期骤变的政府规制研究

竞争性农产品价格发生剧烈变动时如何引致政府规制,是近年来研究农产品价格炒作不可回避的问题。运用案例分析的三角测量法,对大量的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归结出竞争性农产品短期价格波动原因、规制动因、规制措施、价格波动原因与规制动因的关系、规制动因与规制措施的关系等。研究发现:竞争性农产品短期价格波动主要受供求因素、小额农产品禀赋和经济利益的带动,国民福利是竞争性农产品短期价格波动生成的主要规制动因,行政手段是竞争性农产品短期价格波动发生时催生出的规制动因的主要执行方式。基于此,提出竞争性农产品短期价格波动影响政府规制的传导模型并讨论相应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