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地方政府竞争、金融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的异质模式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差异化影响特征。基于2002—2020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应用有限混合模型,解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和金融发展作用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作用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可以被客观划分为两种模式,模式一下,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命令型环境规制均表现出显著的增碳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无法显著影响二氧化碳排放,模式二下,市场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规制均能够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且与模式一相比,命令型规制工具的增碳效应有所削弱;（2）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有效促进三种环境规制的抑碳效应,但地方政府竞争的加剧则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减碳效应;（3）考察期内约有三分之二的省份经历了模式转换,考察期末绝大多数省份处于模式二。     

共享经济中区块链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基于公主体与私主体的合作规制模式

认为区块链技术可以通过畅通信息共享渠道、提高网络运营系统安全、降低运营和交易成本等方式弥补共享经济发展困局,并在共享经济中的数据共享领域、知识技能共享领域和信用体系建设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区块链应用于共享经济会出现共享经济风险和区块链风险的双重风险叠加,具体表现为监管失灵风险、平台弱化风险、数据权属风险、信用修复风险和技术限制风险.共享经济中的区块链应用风险法律规制需要在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法律规制原则指导下,依靠公共规制机构的强制性与禁止性手段和共享经济平台及其协会的自治能力来实现,并运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标准评估法律规制绩效,同时注重区块链技术规制与规制区块链技术相协同.     

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多维评估和政策驱动

推进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从生产流程绿色化、绿色生产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三个维度,采用熵值法构建评价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综合性指标,并运用2009—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存在“U”形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建议从完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制度,保持合理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优化环保税体系等方面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     

我国给付行政中的行政契约运用研究——基于德国、法国行政契约的经验借鉴

行政契约通过进入程序法的方式间接获得法律认可。国家治理角色的变化、人民主体地位的崛起、行政契约理论的更新及执法理念的进步,使得行政契约在给付行政中日渐兴起。我国行政契约类型化应以公共服务理念为核心,可合理借鉴德国、法国的做法。此外,行政主体在给付行政中适用行政契约时,还需考虑与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及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的关系,以更好地应对行政任务复杂化的趋势。     

我国青年过劳的规制困境及对策

过劳在当今社会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青年是过劳是主要群体,给社会及青年本人来带诸多不利影响。本文从法律上过劳定义及处理方式出发,探讨当前我国过劳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包括立法的空白、法律规定的滞后、相关部门履行法定义务不充分及司法实践中的困境等。并结合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给出了对策建议,认为应当健全劳动法律体系、构建过劳康复机制、建设规范化程序和专业化队伍等。     

唐朝管理边疆地区走私的法律规制述论

作为盛世王朝,唐朝边疆地区走私一度盛行。反走私法律历经先秦、魏晋、南北朝,在唐朝又有新的发展。唐朝法律明确铜钱、丝绸类物、兵器、人口、金银等禁止走私。唐朝规制边疆地区走私的法律以“敕”“律”“令”为主要形式,处罚严厉,绝不姑息涉罪官员,旨在全力维护国家安全。由于地方官吏执法不严、走私暴利诱惑以及政府横征暴敛等原因,唐朝规制边疆地区走私的法律实施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