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析论

以政治文化为基点进行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政治文化意涵可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从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起源说看,"圣王作宫室"是君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之一,这就使得建筑与君主政治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致使中国传统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具有传统型与卡里斯马型的复合型特点。其二,宫殿和民居建筑中蕴含着君权权威认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三,通过对坛庙、明堂等古代建筑的分析,可见其中涵容着对于天人合一及政治秩序建构的融合与会通。从古代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层面考察政治文化,为这一研究论域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我国传统文化心理对培育理想行政人格的影响——基于传统权威思维方式的视角

传统文化心理作为形成并长期存在于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其中崇尚权威作为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之一,是影响培育理想行政人格的重要因素,强化了官本位意识,与培育行政人员的服务精神塑造合理的行政人格形成了冲突,官本位、敬官畏官心理皆由此产生,民众缺乏民主监督意识,从而对行政人员服务精神的确立缺乏有效的监督,进而形成求同的思维方式,要消除崇尚权威的思维方式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必须从理念上、制度上和思想上人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加强伦理制度化建设,加大对行政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开放思想,创新思维。     

家长式权威、关系契约和华人家族企业的组织成长

家长式权威是华人家族企业组织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家长式权威兼具家族共同体以及企业共同体两个场域的角色:"自家人"身份、企业家能力以及内群体声望是构成家长式权威的三个要素.家长式权威和自家人之间是一种关系契约,义务、信任确保了家长式权威的合法性和统御角色.在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和初始阶段,家长式权威往往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但家长式权威的过度集权、关系依赖性以及不可复制性并不一定有利于华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和持续成长.     

论流坑傩

流坑傩包括行靖与傩戏两部分,其内容和演习风格反映宋明时期宫廷与军队傩祭的风貌．是抚州傩又一宝贵遗产。     

权威表彰、标杆激励与地方官员晋升——基于2015年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评选的实证数据

上级政府通常通过各类评比表彰,积极鼓励下级政府进行资源投入,引导具体施政行为。本文聚焦评比表彰的权威表彰形式,基于2015年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评选的实证数据,在界定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群体的性别、民族、入职学历和最终学历、年龄及官员级别等特质的基础上,着重对当年获得擢升的优秀县委书记进行探讨,详细分析晋升的优秀县委书记群体的空间特征、时间特征及晋升特性,探究政府如何通过权威表彰实施标杆激励,分析“权威表彰”与官员晋升的关联,以期从政府人事管理角度,理清国家治理过程中各级权威的运行逻辑,以及权威表彰的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国家机构嬗变论析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阶段,国家政权机构更迭频繁,历史地考察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演变过程,比较其变动前后的绩效,分析政治体制变化对国家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得到如下借鉴与启示：现代化的变革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进行社会整合,国家机构和政治体制的变迁要与国情相适应。     

论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及服务策略

尽管旅游者构成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特点,但是通过分析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可以看出旅游者主要想通过旅游获得比日常生活更多的享受、尊重与自由.本文以旅游者的心理需求为切入点,结合旅游服务的特殊性,着重阐述了旅游从业人员如何做好心理服务的基本策略.     

论英语教师在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的角色

自中国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入世贸以来,社会对我国高校英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使高校英语教育模式从传统的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从过去的哑巴英语转向现阶段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重在对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课堂从过去的以老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在主要培养大学生听说能力的口语课堂上,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知识的灌输者/传授者,而且是课堂口语活动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学生口语实践活动的鼓励者和参与者,学生问题的分析者和解答者,也是学生口语实践的引导者。     

以反权威之名行用权威之实——从西方修辞的角度看王朔批判话语

痞子文学代表人物王朔在世纪之交的再次走红常常被贬斥或轻描淡写为"自我炒作"或"哗众取宠".但是,如何"争众赢宠"却不仅是西方修辞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也是包括王朔批评者在内的话语实践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王朔看似只有"骂"味的话语实践中其实蕴含了"以反权威之名行利用权威之实"这一修辞策略.王朔高调批判诸权威的同时,却通过投射适当的修辞人格消抹其自身同样具有的权威身份,并通过诉诸"事实"这一国人广泛认同的权威、主动承担"举证责任"、利用权威分裂又互相借重的状态而实际上利用了权威来使自己的话语获得"授权",最终实现"自我确立".     

政治参与中的国家权威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反”运动中的控诉会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地兴起.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这场运动还进行了大张旗鼓的社会动员.“控诉会”作为发动民众参与“镇反”的一种有效形式,并非“双十指示”之后立即被广泛采用,而是1951年3月后,在毛泽东的亲自推动下,才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与土改中的“诉苦”类似,在控诉会前,基层政权对苦主的遴选、程序的设置都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这些都体现出了深刻的权力制作痕迹.因此,发动民众参与“镇反”实质上是促使民众参与基层政治,在这个基础上,国家也顺利地实现了政权更迭后的权威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