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解诂

刘彦和《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之解诂有极端化、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博徒”词义自《史记》之后发生细微之变化。应当根据《文心雕龙·辨骚》之文意以定“博徒”之具体涵义。此博徒亦当训英杰,但又不同于完全褒义之英杰,即非正途出身之英杰,实属历经曲折而终入正途之英杰。《文心雕龙·知音》之“博徒”用为贬义不可作为《文心雕龙·辨骚》之“博徒”也必用为贬义之证据,二者应依语境不同区别对待。     

唐诗中梧桐意象的友情意义

在唐诗中,梧桐意象蕴含着丰富的友情意义,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诗人引梧桐为知己,也把知己比作梧桐,梧桐意象中含有知己之意;二是梧桐意象常被诗人用来表达友情与别情;三是“丝桐”是唐代诗人传递友情的工具。     

秘密藏的破译：赵次公对杜诗“来处”的多维阐释

赵次公对杜诗“字字皆有来处”“从万卷中来”的认识,源自宋人“以故为新”的创作理念。赵次公把“来处”细分为“字”“语”“势”“事”,涉及词语、句式、诗法、典故等多种类型,且从字面与意义、祖出与孙出、分用与合用等多个层面,详细剖析杜诗转化前人语词典故的方式方法和造语过程,还分析杜诗所用语词在历史上的使用范例,展示诗歌语词诗法的流变,充分体现了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学特色。     

论唐诗中所见的宫女体育活动

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使得女性体育活动也得到新的发展,那些生活在皇宫大内的女性在体育游乐中释放郁闷消闲健体,以求身心的自由解放。举凡蹴鞠、马球、驴鞠、步打、射箭、围棋、舞蹈等适合女性开展的体育活动在宫女中得以流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女性自由奔放、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乃是唐代文化繁荣的重要一隅。     

关于一类商高数的Je?manowicz猜想

设k,l,m₁,m₂是正整数,p,q是奇素数满足■,■,这里a≡3(mod8)或a≡5(mod8)为素数.利用因式分解、同余和柯召方法等基本方法,证明了指数丢番图方程■仅有正整数解(x,y,z)=(2,2,2).证明了Je?manowicz猜想对商高数■成立,从而改进文献的工作,推广文献工作.     

法治化语境下的基层矛盾化解路径选择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大批社会经济体蕴育而生,社会分工带来效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层级的分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多元化诉求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步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叠加,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集中突显。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从法治化视角,梳理基层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基层矛盾化解的当下情境及瓶颈制约,进一步涵养法治文化,完善多元化解协同治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对于规避社会风险,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驱疫与救治：唐诗中的疾疫书写

唐代疾疫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欲望,也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题材与内容。唐诗中的疾疫书写为了解唐代疾疫与医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史料,而通过探讨唐诗中的疾疫书写,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和唐人生活状态、身心状况及其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唐代疾疫诗不仅表现了唐人与疾疫斗争过程中的强烈生命意识,以及疾疫所带来的心态之变化,诗中所写唐人疫病防治观念与巫医并举的措施,也体现了唐代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唐代疫鬼思想观念下的驱疫活动、医学发展背景下的医疗措施,以及文人学医、种药和馈赠医药等行为,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特殊而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为全面了解唐代历史文化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