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与社会科学的逻辑——重思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之争

哈贝马斯将诠释学引入社会科学,特别吸收了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成果以矫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客观主义,但他不满于哲学诠释学的保守倾向、方法维度欠缺和语言本体论,提出深层诠释学取而代之,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实现社会科学的解放旨趣。针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伽达默尔亦给出了有力的辩护和反批评,以实践哲学为归宿,重申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地位和普遍性要求。二者的论辩各有千秋,须深入剖析论争的学理及其来龙去脉,才能从总体上给出恰当的研判。这场争论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能够为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逻辑定位、诠释学的合理走向以及如何处理技术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提供新的思想生长点。     

法律意义标志的诠释学审查

法律是人类通过规则所构筑的意义体系。然而 ,当人们对法律意义进行诠释时 ,所得出的法律意义每每大相径庭。这反映了在法律意义的理解上 ,“只要有理解 ,理解便会不同”的道理。那么 ,如何寻求法律的意义 :有人主张通过追问法律的合法性寻求其意义 ;有人主张通过品读立法者意志寻求其意义 ;有人主张法律的意义就在于法律的文本 ;还有人主张法律的意义在于人们通过对法律的对话而形成关于法律共识。文章站在诠释学的立场上 ,对如上法律的意义标志作了学理解说 ,以证成法律意义标志多元的诠释学理由     

批判的社会知识何以可能?——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诠释学论争与批判理论基础的重建

批判理论自诞生之日就为自身存在的基础问题所困扰。早期批判理论家对待基础问题持一种消极的态度。直到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才被认真地当作一个问题。在哈贝马斯通过对解放旨趣的论证为批判理论寻找到认识论基础之后,逻辑地确证批判与理性的内在关联就成为哈贝马斯重建批判理论基础工作的重点。与伽达默尔进行的有关诠释学的论战,是达成理性证成批判基础的关键步骤。从批判理论角度看,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有关诠释学的争论至少部分地将诠释学的兴趣引向实践哲学,确认了批判与反思在构建社会知识中的必要性。借助批判理论的诠释学维度,哈贝马斯为交往行为理论最终完成“基础重建”清理了地基。     

哲学诠释学的"反美学"与人文科学的审美真理立场

美学问题在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哲学诠释学站在人文科学立场,对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体现了显著的"反传统美学"特征.本文从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特殊理解方式、审美真理如何表现,以及审美真理如何可能的问题三个方面,探讨了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反美学"思想;然后在当代美学语境中比较性地论述了其基于人文科学立场,对审美真理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真理观建构的两种不同路向--诠释学真理与科学真理关系新议

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真理的阐发和张扬,旨在昭示现代科学及其方法的局限性,而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科学及其所追寻的科学真理.诠释学真理既不是科学真理在精神科学领域的拓展和延伸,也不是科学真理的简单否定物或替代品.诠释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异质性主要表现有二1)科学真理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与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把握相关;而诠释学真理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与主体自身的存在方式相关.2)科学真理表现为知识型真理,旨在从对个别事物的认识上升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知识;而诠释学真理则属于智慧型真理,它必须超越知识层面,实现文本的一般含义与读者个别情境的统一,创生出文本的新意义.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无奈的沉沦与解脱--海德格尔交往理论探析

海德格尔在其存在哲学中,对人的交往进行了独特的本体论研究.他认为,交往是人具有生存意义的活动;然而在交往中人会导致沉沦,走入非本真状态;解脱沉沦,走向本真,必须依靠对死的体验和由此产生的决断.这些观点既有非历史性和非理性主义等缺陷,同时也是对交往所进行的独特探索,它们对现代交往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论赵翼的痛苦内容与解脱方式

清中叶鼎盛时期著名诗人、史学家--赵翼虽出身贫寒,晚年却福禄寿三者俱全.其一生尽管平凡,但又有人生坎坷中的忧生痛苦和经世泽民思想带来的忧世苦恼.赵翼懂得化解,寻找到自己独特的解脱方式:在实际行动中减缓、在“真性情“中消解和在“自得之趣“中超越他的忧生忧世的痛苦.这一价值取向,成就了他性灵派副将和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的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