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解释的原则

法律文本的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与个案事实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的矛盾,决定了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个对法律文本与个案事实的解释过程,享有法律文本的解释权,因而成为司法权行使的基础和必然要求,而国家权力的分立则决定了司法机关不可能享有创制法律规则的一般性权力。因此,司法解释权在本质上属于法律执行权或适用权的范畴,这一性质决定了司法机关只有在遵守个案因应、尊重法律和司法终决的原则下行使,始能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也才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     

论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的逻辑关系——基于宪法文本的分析

我国宪法中的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应当是一种逻辑统一关系。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主要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与宪法解释权是合二为一的,主要是对违宪现象的监督。因此,宪法解释权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职权。     

算法解释权的证成与限定

以数据驱动的算法决策在公共部门和商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算法治理的呼声此起彼伏,算法解释权据此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针对算法解释权能否作为一项法律权利,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提出有力的论证。根据新兴权利的证成标准,算法解释权同时满足合理性、合法性与现实性标准,应当认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48条已赋予数据主体算法解释权。但算法解释权利在制度构造上需进一步限定,具体包括解释权的解释内容限于事后解释,通过权利主体、决策类型、行使边界限制适用范围及参照动态体系论中的具体要素,结合应用场景,确立算法解释标准。     

谶纬乱经：东汉帝王与士人“天命”解释权之争

两汉时代士人援引谶纬解释经义,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帝王对谶纬大力推崇,使得谶纬之说杂入经学,实则是帝王利用权术对今古文经学进行某种程度的驾驭与引导,使得原本因学术观点不同、学派异见纷争而展开的今古文之争,性质重心发生变化,转而呈现出士人为寻求官方支持、占据学术风气主流地位而争引谶纬、附会经义的现象;另一方面,谶纬之说的大量杂入,使得经学在整体上丧失了学术纯洁性与权威性,客观上造成了谶纬乱经的实际状况,最终使经学走向衰亡。帝王这种倡信谶纬、引导士人援引谶纬解释经义的现象,背后存在欲以谶纬为手段,收归在西汉前期即已为士人阶层创设并持有的政权合法性解释的权力,以达到巩固集权统治的目的。     

“最终解释权”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正发放折扣券、礼品卡、VIP会员卡等,是当今商家促销的一种手段。但消费者使用这些卷卡时,一旦遇上侵犯其权益的情况,商家都有自己的"最终解释权",让消费者很不爽,觉得自己被带了"笼子"。我国《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经营者不得在格式条款中排除消费者解释格式条款的权利"     

论审判权的限度——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合理界限为视角

司法解释权被看作是广义的审判权应有的内容.实践中很多学者都认为审判权有入侵立法权的倾向,而入侵的途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立法化的问题.我们在承认司法解释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着手对其进行完善,明确其合理限度.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要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的精神,也要符合立法原意和法律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要克服自身的问题,回归本义,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解释工作顺利进行.     

法官法律解释权刍议

适用法律离不开解释法律,法官理应有权解释法律,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是司法制度的应有之义.目前我国宪法和法律尚未明确法官的法律解释权,不利于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及法治国家的构建.建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或<立法法>的有关条款或者以最高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承认法官享有法律解释权.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一种应用性解释权,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主要是立法性解释权和最终解释权,承认法官享有在司法实践中事实上就在行使的法律解释权与我国现行<宪法>和<立法法>关于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并不相悖.     

浅析我国的刑法解释问题

为了应对打击犯罪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刑事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不断出台,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刑法解释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刑法解释在解释主体、解释权限以及审查、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从而推动我国刑事法治体系的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异化及反思

根据现行中国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对“具体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权.但最高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过程中由行使“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权异化为抽象法律解释的制定权,并不断对现行法律进行漏洞填补、内容更改,成为事实上的立法者,破坏了现行的中国宪政体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故针对实际情况应将法律解释权统一赋予最高司法机关,在此基础上杜绝其对法律漏洞的填补、修改、废止等立法性工作,同时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监督和制定法的立、改、废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具体应用法律解释权的规范分析

《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就审判活动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拥有解释权,该解释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了司法权的统一特别赋予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解释权,并不意味各级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裁量解释权被剥夺。在现实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些已经明显超越了法律赋予的行使解释权的范围,呈现出"立法化"的倾向,所以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范解释权必须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不得侵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