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法律伦理建构

在第三次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中,以大数据为依托的人工智能因其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能力的提升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想象空间,也开始深刻地影响人类现实生活。我们需要在构建人工智能法律规则时考虑如何实现算法的透明性和可解释性、算法的正义问题,以及是否应给予人工智能系统以独立的法律地位及其对个人隐私、自由尊严等的影响。从人工智能法律规制整体建构的角度来看,应从立法、司法裁判和法律效果评价环节嵌入伦理性考量因素,将具体的道德考量因素转化为可以实施的法律原则乃至法律规制,同时发挥人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防止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辅助系统,从而保障司法裁判结果的公平公正。     

"最终解释权"剖析

诸多商家在认定自己享有"最终解释权"的前提下推出了诸多促销活动,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但事实上,某些商家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诚实守信原则和法律规定,严重污染了消费环境.应如何理解"最终解释权"?本文从事实和法理角度对此现象与本质、适用法律与法理进行阐析,从而得出结论:"最终解释权"应由司法机关依法解释.     

以居港权案件为基础探讨《基本法》解释机制

鉴于解释体制的不同,《基本法》第158条确立了对其的双轨解释机制。作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基本法》的典型案例,一系列居港权案展现了两种不同解释体制之间的冲突和磨合,暴露出提请人大释法制度缺乏约束机制。通过理清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权权限划分及建立对终审法院提请释法的约束机制,探讨了完善《基本法》解释机制。     

宪政视野中的中国刑法解释体制改革

中国现行的刑法解释体制包括统一解释和法律适用解释两部分,其中统一解释体制是一种多元并立、各国家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从合宪性的角度来看,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符合宪法规定,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都属于违宪解释。而从宪政理念的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误读,人大常委会不应成为刑法统一解释机关。最高法院统一解释刑法符合宪政原理,但应坚持被动的、结合个案的释法模式。在具备司法(法官)独立制度的前提下,应赋予法官以法律解释权。     

司法实践中法官法律解释权的必要性和约束性

法官的判决若要为当事人所接受,必然要求法官在判决中对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予以充分的解释、论证,而法官在处理案件中进行的法律解释,是从技术、方法层面上来理解的,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不同——其具有准立法色彩。以拉伦茨具体方法层面的三个部分为蓝本——案件事实的形成及其法律判断、法律的解释、法官从事法的续造。但权力的行使不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其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重点问题

目前不少学者关注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问题,提出了各种观点。然而,探讨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必须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从现实角度出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成为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应当关注的重点:一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的协调性,这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二是不同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的统一性,这是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主体泛滥带来的。三是所有主体法律解释权行使的规范性,这是各种主体法律解释权行使极不规范引发的。关注这三个重点问题,才能真正在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研究中有较大收获。     

中国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关系阐释

<正>法律解释是为了更好的理解立法意图,由一定主体对法律及其规范的含义所作的阐述和说明。通过法律解释可以解决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使法律能适应复杂的、多变的、具体的、发展的社会关系,以弥补立法的不足,有助于使立法更加完善。法律解释还能消除法律只是做一般的原则性概括的局限性,允许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不违背法律本来含义的前提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具体情     

论宪法司法化

2001年,齐玉苓诉陈晓琪一案,引发了关于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探讨.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无适当的具体法律给以救济时,援引宪法保障公民权利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必要性之一,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基本精神的要求;必要性之二,宪法司法化是保障人权所必需.可行性措施主要是修订胜任诉讼的宪法文本和赋予司法机关之宪法司法解释权.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和发展权初探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和发展运用不是一国或者某些人的专利,而是属于全人类的事业,是为全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谋求出路的事业。因此,只有吸取过去的历史经验,尊重各国党和人民的社会发展要求,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旺盛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