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的嬗变史解读

"诗言志"以语言符号的神秘,揉和了长远时间里那些或隐或显的历史的、哲学的、宗教的等文化因素,在巫觋特定的仪式中生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本文对于"诗言志"的解读,重在考察其在开放的历史时空中对流动着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化情境与其互动生成之关系,以揭示其发展与嬗变.     

对失去汉学中心的焦虑

法国巴黎曾是国际汉学首都,产生过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一批汉学大师,其中伯希和的汉学曾经影响到陈垣、陈寅恪、吴宓、傅斯年等人;20世纪后半叶,国际汉学的首都迁往美国.自本世纪20年代.阿恒、胡适等人就在不同场合纷纷表示出汉学中心不在北京的焦虑.这种焦虑直到今天并没有得到改变.它需要我们今天的学人立即开始脚踏实地的汉学工作,以期早日使汉学中心重返华夏大地.     

“无我之境”一定胜过“有我之境”吗？

探讨古典诗学中"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特点,认为这两种境界都是诗学所需要的,在艺术上难分轩轾.如"诗史"作品多"言欲"的"有我之境","简古"诗风时有"无欲"的"无我之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知识生产的功用探析——借助ChatGPT和“文心一言”探究数字劳动的体验

ChatGPT和“文心一言”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产品,造就了人机合作进行知识生产（尤其是学术研究）的新形式。以探究数字劳动的含义为例,以人机问答的方式获得机器智能提供的答案,这展现了ChatGPT和“文心一言”可以辅助人进行学术研究的新功用,从而形成人机合作的知识生产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机器智能在提供资源的概括和简单的文本生成方面对人的知识生产提供高效的帮助,并通过人机问答的互动使这种帮助更具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对机器生成内容的具体考察,深入体验这两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新产品的实际使用,也可以发现其明显的不足和局限,尤其体现在：由于受限于训练数据集和能够进入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其归纳既有知识成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与人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更不能替代人去进行原创性的知识创新。鉴于此,需要理性地看待智能机器为人类的知识生产所能起到的功用,既要前瞻性预测这一新型的人机协同方式对人类未来知识生产走向的巨大影响和积极意义,也要根据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机制,发挥好人在使用提示词等方面的作用,通过人的积极作为来调动智能辅助系统的潜能,在人机之间既有合理的分工又有融洽的互补式合作,来助力学术研究型知识生产活动的开展,并对人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始终保持足够的警醒。     

汉代赋论的文学背景考述

汉人赋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具有自觉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汉代赋论内涵的“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以及“讽”与“劝”的矛盾与冲突,实蕴涵着广远而深刻的文学背景。概括地说,汉赋创作与理论,与汉代乐府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雅乐与郑声的矛盾始终潜隐于汉人赋论之中。而汉赋家文学侍从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又决定了他们的赋学理论笼罩于经学语境,在文与质、言与文的交互衍变中徘徊。     

广告语言创意与社会文化心理

广告效果的50%—70%来自广告的语言文字部分。语言创意是广告创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广告能否成功的关键。本文主要介绍广告语言创意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在分析大量的成功广告语言的基础上，试图找出二者之间的某些联系，给人一点启迪。     

“三言”与《型世言》女性命运主题比较

冯梦龙与陆人龙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并对她们持一种赞美和褒扬的态度。但是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却体现了相当不同的人生理念。在他们笔下,女子或作为不幸命运的承载者,或作为坚忍节烈的人格楷模,表现了相当悬殊的美学内涵。     

显赫范畴理论视角下英汉广告语对比分析

英语广告语多利用词缀,名词词组及单句,简短明了;汉语广告语则多用动词词组,复句及话题结构。两种语言的显赫范畴差异是两者广告语差异的主要动因。     

《恒先》--道法家形名思想的佚篇

新出楚简<恒先>以"恒先"为"道",讨论了"道"、"恒"、"恒先"的先在性、超越性、终极性,及其与"域"、"恒气"、"有"、"始"的关系.道之体、道之静为"恒"、"恒先",道之用、道之动为"域"、"恒气".元气是自己生成、自己运动的.<恒先>重点讨论了域→有→性→音→言→名→事的系列,尤其是言名与政事、无事与有事的关系,肯定名的作用.本篇与战国末年至汉初文献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及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有关道论的文章及有关审合形名的文章相接近,可会通.     

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现象解析

政治语言“泛化”是语言变异现象中的一种。基层官员的模仿、反复使用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基础,无意识形成套话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根本,群众的儿戏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关键。政治语言“泛化”形成的前期有利于使某一政治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形成以后则降低了该重要政治理论、政治事件的严肃性,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暴露了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