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著作和回忆录看蒋廷黻的思想和行为取向

作为现代中国西化程度较深的自由派,蒋廷黻一生颇遭议论的是1935年的接受蒋介石征召入阁和前一年与钱端升、丁文江等鼓吹“新式独裁”。前者在当时并不太出格,后来所以引起物议,多半是今人以今度古所致,后者则主要是自由派中一些人在民族危机面前的纸上谈兵。对蒋廷黻而言,无论是参与政府还是鼓吹“新式独裁”都与他自身的现实理性有关。这一现实理性又源自他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以及治外交史所形成的思维方式。     

追寻失落的经典——从哈罗德·布鲁姆的经典观中探析经典的本质特征

美国“耶鲁学派”成员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是建构审美经典理论的著作。经典的特性在审美的特性之外,思想意蕴和社会历史层面的意义也不可剥离,同时对经典原创性的要求在不断提高。这种经典构建理论在文学阐释的未知性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本文认为 ,2 0世纪 3 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 ,政治化思维在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论文通过分析 3 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中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 ,特别是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 ,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和以什么方式 ,最终支配着文学论争的过程与结果 ,由此不仅突现了 3 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特征 ,而且多少找到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专家学者岂能不要诚信--在纪念圆明园罹难143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03年7月21日至23日,<光明日报>连续刊登了3位专家学者、4位圆明园管理处领导关于圆明园遗址西部整治问题的对话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书面发言.从表面看,是在讨论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西部的遗址和生态环境,其实质则是有的专家学者企图改变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为圆明园确定的遗址公园的性质,推翻2000年北京市市长办公会议原则通过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惜歪曲、隐瞒甚至捏造事实.文章以大量的事实,揭穿了对话中的种种谎言,呼吁专家学者在学术论争中应遵守诚信的原则,将何以自立于学术之林?     

“左联”刊物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左联”刊物与现代文坛纷争之一

“左联”刊物作为一种现代印刷业的产物,不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现代化,还主动引导乃至制造着读者的阅读趣味、审美格调。借助《大众文艺》《北斗》等刊物的媒介力量,“左联”参与和组织了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努力推行了大众文艺运动。“左联”厘清了推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必要性、问题维度和基本方略;辨析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本质、目的、任务和实现路径;明确了大众文艺的创作内容和形式问题。“左联”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倡行大众文艺具有多重意义。     

"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论想象与形构——以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为中心

台湾乡土文学虽受大陆五四新文学影响而发端发展,但置于台湾文学场域中,关于其内涵的具体论述又与大陆乡土文学迥然不同.台湾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论想象和形构一直处于"流变"的状态中,其价值指向不断"增殖"并充满意识形态的迷思.台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乡土文学论争提出的一系列议题,特别是参与者对乡土文学内涵的思考为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定的想象和观照空间.在这一特定历史境域及文化语境中形构的乡土文学概念以及由此生成的乡土意识,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台湾乡土文学特定的指涉和品格,同时也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具体的创作与实践.     

2015—2016年陆台新儒家论争述评

2015—2016年陆台新儒家论争源于台湾学者李明辉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根本原因则是双方的学术分歧,即是否从本体论层面对科学与民主进行肯定,并视为追求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以此为标准,参与论争的大陆儒家学者分成两个阵营:蒋庆阵营与反蒋阵营。陆台新儒家之争标志着儒家阵营的分裂,同时也可能成为两岸儒家学者深入交流、多方探索的契机。     

港澳苦力贸易与英葡论争

香港开埠初期,一度成为苦力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但在秉持人道主义、废奴主义理念的英国朝野人士的反对下,港英政府开始对苦力贸易实行严格管控,使从香港出洋的华工人数逐年递减。澳门的苦力贸易早于香港,在暴利驱使下,澳葡政府对苦力贸易采取包庇纵容态度,促成这一行业在澳门日益兴盛,并且一度引领当地经济走出萧条而达至畸形繁荣。但是,这一行业将人当作商品贩运、虐待的特性,势必不断造成死亡的惨剧,最终激起中外舆论乃至港英政府的反制,促使澳葡政府颁令取缔。港英政府与澳葡政府对于苦力贸易的态度,体现了两者所分别代表的新、老殖民资本主义对"文明"与"野蛮"的观念之争。澳门苦力贸易的兴衰,亦可视为澳门成为自由港之后,以试错汰选的方式,探求引领本地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的首次尝试。     

20世纪40年代重庆左翼文艺界的论争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左翼文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事情是由当时正在上演的两个剧本《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引起的,但重点不在对于剧本本身的艺术评价,而是借此来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争一方的何其芳从延安来到重庆,负有宣传延安文艺讲话的使命,他根据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认为大后方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非政治化倾向,要求加强文艺的革命政治性;另一方的王戎受到胡风理论的影响,认为文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加强文艺的现实性和作家的思想力量。当时胡风没有出场,但何其芳的批判矛头是对着胡风的,可以看作是批判胡风运动的前奏。这场论争之所以值得回顾,是由于它上承"左联"时期的文艺斗争,下启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运动,所以不可等闲视之,应该细加辨析。     

诗歌如何“民间”的两岸诗学论争

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过去在长年的隔绝中,各自以不同的步调与方式开展,文学也大抵如此。但若从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却不难发现两者在相异之中存在着相似的路径。其中最显著的,是战后的两岸都在压抑的文学氛围中出现了以"西方"为灵感来源的现代主义风潮,并在现代主义文学站稳脚跟并取得一定的影响力之后,随之激起另一波以"民间"、"口语"与"此时此地"为诉求的挑战。具体来说,大陆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民间写作论争"(1998-2000),以及台湾70年代初期的"现代诗论战"(1972-1974),都是在现代主义诗歌发展了近20年之后所激荡出来的关于诗歌语言与美学理念的意见交锋,同时也都是环绕在"中国/西方"、"现代/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平民"、"晦涩/平易"的二元架构下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