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新青年》上的“旧戏”论争

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围绕以京戏为代表的“旧戏”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一方是师长辈的《新青年》编辑同仁,一方以学生辈的张厚载为代表。世纪初的这场论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与戏曲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这场论争的背景、人物及论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考察,力图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再现论争的来龙去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一论争提供基础。      

理论论争与理论的认识与实践——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发展为例

社会主义思潮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到民国初年渐成汹涌乃至几近泛滥之势。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质诘激辩,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和掌握;然而其后由于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仇视和禁止等原因,社会主义的深入讨论未能继续;而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也使得必要的讨论未能展开,因此空谈主义而不得甚解的问题长期存在,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不利的,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      

从《野玫瑰》之争看战国派文学

《野玫瑰》是战国派文学的代表作,它是抗战期间僻居昆明的知识群体中的部分自觉投身民族救亡的文学艺术活动的产物。它既体现了该派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也展示了其独具的艺术匠心,同时还暴露了重文化学理轻政治实际而与现实相脱节的学者化思考之痼疾。当年左翼对它的诟难,相当程度源自于"政治声讨重于艺术论争"和"实事求是的艺术分析"的缺席。     

苏俄时期一场不同寻常的文学论争——左琴科与"拉普"之争

20世纪20年代,苏俄文坛流派并立,思潮纷起。作家左琴科以幽默讽刺手法表现小市民的人性扭曲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为主张写革命、写英雄的“拉普”作家所不容,由此展开了一场事关文学创作的态度与功用的文学论争。     

浅析北宋关于存废科举的论争

存废科举的论争伴随科举制始终。本文试图探讨北宋时期这一论争产生的由来和论争的具体背景、情形、内容及其结果,并从中总结出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的孝道之争

孝道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碰撞交流的起因和重要内容。儒家最初只是对佛教剃度、弃家、不婚娶的一套教规提出伦理上的质疑。东晋以下,佛教的发展壮大日益影响到世俗权力阶层的现实利益,儒佛对立也趋于尖锐。儒家在孝道问题上逐渐联系政治、经济、社会现实问题来批判佛教,直到对其全面否定。在这整个过程中,佛教不与儒家作对抗,努力调合儒佛观念,其最初基本上采用“贵道忘迹”的方式来回应儒家的指责。到东晋慧远则已能通过专心论证佛儒相合来为佛教教规不违孝道提供内在的根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儒佛孝道观念的交融。此期儒佛孝道之争对中国传统孝道思想和孝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钱穆与梁实秋关于中西文学比较的笔战

钱、梁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中西语言文学孰优孰劣、中西文学的世界性与地方性、中西文学的雅俗演进分化、中西文学产生背景差异等方面。就语言文学的优劣而言,钱穆认为中国文字是优秀文字的代表,故中国文学亦是优秀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认为中西文字和文学不存在优劣之分,各有长短;从中西文学的世界性和地方性范畴来看,钱穆坚持中国文学着眼世界性后稍微兼顾地方性,而梁实秋则坚持西方文学更具世界性;就文学发展演化的雅俗路径来说,钱穆认为中国文学是雅化的文学、西方文学是俗化的文学,而梁实秋则论说中国文学也明显有俗化的一面,西方文学也多有雅化的情形;对于中西文学发生的背景问题,钱穆认为中国文学生成于大环境,重视时间的绵延,西方文学则产生于小环境,更关注空间的散播,而梁实秋则认为西方文学也有生成于大环境,这并非中国文学的特例。从二人论争过程和结论来看,他们的观点各有合理性,亦各有片面性,但都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观念与视角,值得当下比较文学研究者去梳理和汲取。     

朱熹、周必大关于欧阳修《范公神道碑》的论争

欧阳修 《 范公神道碑》因范纯仁等刻石时擅自删去范、吕解仇之记载,既引起了欧阳修的不满,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朱熹与周必大就曾对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两人观点孰是孰非? 本文以史料为据,对此问题作客观、公正的评析。     

20年代湖南女工问题研究

20世纪 2 0年代初 ,上海厚生纱厂赴湘招募五十名女工 ,就厚生纱厂待湖南女工的“办法”问题 ,一批关心中国劳工问题的人士围绕所招女工的人格问题、工作时间问题、工资待遇问题展开了深入论争。这场论争对唤醒国民关注劳工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世纪古代文学论争研究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进程相一致。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要注意对待文学遗产、政治与文学关系、关于现实主义三个论争要点,从中可见研究方法与学术话语的演进,这就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相结合,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学体系提供了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