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中的祖题——哲学论争是学术繁荣的摇篮

在语言哲学领域里，有两个命题既古老又年轻，一是“人类语言的个性与共性”,一是“语言本体的约定论和本质论”。纵观两千多年以来的学术史，求索共性和寻找差异始终在交替进行，二者犹如语言研究历史长河里的两股潜流，不时地漩起激浪，此起彼伏，交替进行，推动着语言科学的发展与繁荣。     

关于“二余之争“

近年来文坛的热闹事颇多,二余之争即算一例.二余主要围绕"文革问题"而争,他们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本文将比较客观全面的介绍二余之争的内容,表明作者的立场并由此展开关于"忏悔"的思考.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译介、认识与话语

二十世纪初，发源于欧洲的“帝国主义”一词经日本传入中国。得益于《清议报》，译自日本的帝国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最早接触“帝国主义”概念的开始，而浮田和民与幸德秋水的思想更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外来译介知识的影响下，清末中国人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成因、特征、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如何抵抗帝国主义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梁启超等人的言论更成为其时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在对“帝国主义”有所认识后，中国人将自身所面临的境遇与外来词语相结合，阐发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话语体系。特别是在立宪派、革命派的政治论争中，夹杂进了丰富的“帝国主义话语”。在从译介、认识到话语利用的过程中，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渐趋多元与复杂。     

徐志摩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述评

徐志摩与章士钊关于信念的论争,是五四文学革命中新文学派与《甲寅》派论战的组成部分,是桐城派文学与新文学对立的反映。从思想根源上说,新文学派与章士钊的分歧在于双方社会变革思想的不同。前者属于激进型,后者则是渐进型。章士钊的社会变革思想,虽不无可取之处,但总起来看,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这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结局。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